梁沧江和金沧江称的都是别号，他们的本名分别是梁启超和金泽荣，只是人们习惯称梁氏的本名，而对作为韩国文史学家的金氏却多以别号相称。

两位都以沧江为别号，但取意却并不相同。金氏有《别号记》一文记述自己此号的由来，说过他早年患有风火之疾，久治不愈，而每当读书之暇踞石观水时，则觉得神清目明，胸次爽然，于是自号沧江，意思希望这种爽然能够常存于身心。等到后来步入仕途，他则又将此号来寄寓其 “身在市井而心游乎沧江云山”的心意。梁氏没有为自己取此别号作解释，但从此号得之于他因戊戌政变而逃亡日本后，则可推知与杜甫的名句“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有关，是在表达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涵意。

把两这位沧江牵合在一起，缘于近代东亚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就是1909年10月26日发生在中国哈尔滨车站的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死日本人伊藤博文之事。伊藤博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四度出任首相，时任日本的朝鲜都统，他的死自然震惊一时。梁启超闻讯后，以其满腔激情，写下脍炙人口的长篇名诗《秋风断藤曲》，颂扬了安重根的义举。此诗发表于次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十一日）的《国风报》创刊号，署名就是“沧江”，其时安重根还没有被日本关东都督府的高等法院判刑处死。这首诗大气包举，近人郭则沄《十朝诗乘》谓为“诗笔奇壮，足传其人”，可惜篇幅太长，此处不便援引。

流寓在南通的金沧江，对安重根事更寄关注，他曾于安氏死后陆续写有《安重根传》《安重根外传》和《安烈士重根忏悔辨》，用以表彰风烈、激励国人，所以当读到《秋风断藤曲》时，则掩不住其激赏之情，写下《题梁沧江启超所咏安重根诗后》，表达其景仰之忱。这段书后之作为：

“曩读梁沧江所论时事诸作，知其为逸才，今见此诗如‘饮血五斗大事毕，狂笑一声山月高’之句，又警绝哉。中国自吴挚父死后，古文颇寥寥矣，吾甚欲一见斯人，胠其箧而尽读其文。然斯人也畏约无已时，吾又老惫莫能动，遥遥云海，只以相望而已噫！”

文中可以知道，他对梁氏的文论之作早就关注，并且论其文才，认为能继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而后起，同时在文中还流露出自己愿见之情难以实现的感叹。其时梁启超流亡于日本，而金沧江则侨居中华，所以才会“遥遥云海，只以相望而已”。

金沧江侨居中国后，曾精选9位韩国前代文学家的作品，编成《丽韩九家文》而待梓。1916年，其友王性淳又增金沧江的文章而编成《丽韩十家文钞》，并请张謇介绍，问序于梁启超。张謇与王性淳并没有什么接触，所以此举极有可能 还是出自金沧江的主意。

梁启超受请为此书写了序，序中着重阐述了一个国家的存亡，不在于社稷宗庙的兴废，不在于典章制度的改变，而在于国民性的得失。由此进一步论及，国民性乃是历代相传而化为一种集体自觉的有异于他族的一种特性，而这国民性的得以继承、传播和发扬，文学又往往是其关键。他对日本吞并朝鲜后，金、王二人为保存祖国文化的志向表示敬意，将此书放到了一个救亡兴国的高度来看待。

金沧江虽得梁启超作序，但那时还未能有机会见面交流，直到8年后梁启超到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的年会，他们才得以相晤。这次会见，金沧江赠送了自己在南通编著的书，同时还作有《赠梁任公》一诗，诗云：

“自顾形容我是谁，弊冠霜雪老钟仪。一朝欢喜逢名士，千古归来有此时。泰山文望昌黎氏，泽潞兵谈杜牧之。闻做共和犹未做，且须做得郭生碑。”

诗的第五句自注“君之文章要为今日中州之冠，故云”，这是把梁氏的文章与唐代的文坛泰斗韩愈相比拟，由此可见推崇之至。而末句又有小注：“余以家先传志托之，故云。”可见他还想请梁氏为自己的先世作碑传，甚至说到希望能借助梁氏的文笔，犹如汉代蔡邕作郭有道碑一样，传扬于千古。关于请作传志之事，金氏还特别附以一短札，讲到他对梁氏文笔的赞赏，其札云：

“仆之家先有茂行数世，倘可赐以志传否？若然，则当录行以进。公之文字，以仆观之，当为中国今日之第一，而中国士之持论如仆者不可得见。噫！士生一 世，难见知于人如是夫？”

由于梁启超早已决意不为人作一般酬应文字，所以他得知此意后当即作书辞谢，这一《复金沧江先生书》的全文为：

“大集略诵一过，饮佩无似，东国一线文献，庶不坠地也。属为先德铭幽，鄙人本不能文，且矢愿不作寿序墓文有年矣，不克应命。主臣，主臣！他日当采大著入笔记中，为将来留史料，即所以答盛意耳。手此敬复沧江先生。启超。”

不违自己的誓愿，就只能有辜对方的盛意了。作为补偿，梁氏还表示日后欲将相关文字采入自己的笔记。只是此事似乎未能得到落实，不免让人稍稍地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