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5期上发表文章,呼吁中国应多设气象台。文章在提到“1915年日本有56个公办气象台,而私人气象台还不包括其中”时说:“反观我国,则除中央气象台而外,惟南通张季直先生所设之军山气象台而已。”1924年,中国著名气象学家蒋炳然在中国气象学会成立大会上,称赞军山气象台是“中国私家气象台之鼻祖”中国气象学两位贤人的评价,无疑确立了军山气象台在中国气象史上的重要地位。
1904年3月,清廷“赏加”张謇三品衔,并任命他为商部头等顾问官,由于有了向清廷进言的机会。1905年,张謇两次上书清廷请求建立“帝室博物馆”(内含测候所)。清廷未曾采纳。张謇无奈,毅然决定自办。1906年,张謇在南通博物苑内建立测候室。中馆屋顶建有14平方米的观象台,由博物苑主任孙钺兼任测候室主任。这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创办的第一个测候机构,而孙钺则是中国人自办测候机构中的第一位观测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几乎完全操纵和控制了中国近代气象设施,中国气象转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性质。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传教士、海关人员在中国进行各种气象活动。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兴办测候所和雨量站,共计80多家。其中法国教会主办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内设天文台、气象台、地磁台等,规模最大。英国人把持的测候所在沿海沿有45所之多。其中汉口的观测人员均为英、美、法、俄、日、德、意等国人,直到 1913年才吸收中国人当观测员。国家气象事业事涉国家机密,落入外国人之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1914年,张謇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部总长,制定了《观测所官制》,建立农商部测候总所,制定观测规范,倡导各省农林机构设立测候分所,推动了全国测候事业的发展。他派周景濂在全国各地陆续设立测候分所26处,这些测候所的设立,是中国政府兴办气象事业的先声,也是中国政府自办气象事业的第一轮举措。 张謇从北京辞职南归后,给地方长官卢鸿钧呈送了一份《为南通地方创造气象台呈卢知事》的请示函,函中表述:“农政系于民时,民时关系气象。”“各国气象台之设,中央政府事也,我国当此时势,政府宁暇及此?若地方不自谋,将永不知气象为何事!”此时的张謇也已成气象行家,他不仅能区分天文与气象的差别,而且能区分测候所(观象台)与气象台的差别。他要办的是用近代气象科学理论作天气预报的气象台。 1913年,张謇首先选派数理娴熟,且法、英、日文均有基础的刘渭清到上海徐家汇气象台跟随马德赉台长学气象,然后选址军山建台。1916年10月,军山气象台建成,经试运行,1917年1月1日正式开始观测、预报。1918年起每年编年报一册,发表一年的观测记录和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月报、季报并附有英文,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气象台交换。当时军山气象台的设备,在国内属一流。当北京还在使用“施放午时炮对时”的时候,军山气象台已经用日时仪观日,用经纬仪观星,用“telephone”对时了。 当时中国土地上能做预报的气象台还有上海、青岛、汉口等处。以上海徐家汇气象台(隶属于徐家汇观象台)为中心,对南通接收无线电收取东亚各站(一般47站)地面观测资料非常有利,军山台的资料也提供给徐家汇参加广播。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建成中央观象台,1915年正式内设气象科,蒋炳然任科长。1916年试作天气预报,并采用在台内挂旗和提供给报 的方式发布。作为中国政府自办的气象机构,发布预报,气象科是最早的,但比南通博物苑测候 室在《星报》登载气象报告要晚7年,而比军山台早1年。 由于张謇在中国气象史上的建树,1924年,在中国气象学会成立大会上,张謇被推选为中国气象学会终身名誉会长,军山气象台也被称为“中国私家气象台之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