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启东锡剧团唱腔新编》,望着扉页上主编高阳亲书的“旧作一册赠与张垣先生留念”,我开始缓缓翻阅内页。此书出版于2007年,收录了163首锡剧曲调,其中大多数曲调由高阳谱曲。想当年,高阳不仅是启东县锡剧团团长,还是剧团作曲,这一音一调,皆是这位老锡剧人呕心沥血的结晶。捧读此书,我不禁心潮澎湃,与启东锡剧亲密接触的往事纷纷涌上心头。
最早接触锡剧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有个与草台班子差不多的红星锡剧团从江南跑码头到南通地区乡村演出,剧目是《孟姜女》,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唱得婆婆、妈妈们拿出手绢擦眼泪,作为小学生的我也受到感染,为孟姜女的身世抱不平,直到现在还能唱一段叫作“春调”的唱段。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政府对艺术团体实行“关乡关社”(指剧团当时在什么地方演出,就落实在当地,成为当地的剧团)政策,红星锡剧团当时在俗称“下沙”的启东县跑码头,于是被“关”在了启东县,红星锡剧团改名为启东县锡剧团。锡剧的吴语道白与沙地话差不多,该团也常常到海门跑码头,我经常凑热闹看戏,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大陆调”“老簧调”等曲调。 1960年秋,初中毕业的我考取了南通水利学校。在学校,我结识了来自“下沙”的10位同学,他们与我一样都是启东锡剧爱好者,闲暇时我们常凑在一起哼唱锡剧,这不仅赶走了思乡恋家的情绪,还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派上了用场。196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我作为班长,组织同学排练节目,准备参加会演。有一次,我在逛新华书店时看到常州市锡剧团团长吴雅童创作的歌颂新社会的小戏《错进错出》,觉得非常适合作为会演节目。我与启东同学陆近先、张立和商量,决定排演此戏,剧中有3个角色,两男一女,分别由陆近先、张立和扮演张大伯、张大妈,我扮演配角小王。我们三人聚在一起,背台词,练唱腔,好不容易把戏连起来,谁知张立和因同学笑说她和陆近先“是夫妻”而罢演。眼看会演在即,再换人已来不及了,无奈之下,我只得与张立和调换角色,男扮女装演张大妈。会演时,我们的锡剧小戏一鸣惊人,获得金奖。作为奖品的日记本,我一直保存到现在。会演的成功,与启东锡剧的普及密不可分。当年秋,南通水利学校停办,同学们各奔东西。 1965年秋,我考取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又认识了两个启东同学,他们同样是锡剧迷。在开展文艺活动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与江南同学走到一起,用锡剧表演自编的节目。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东台县的一所学校工作,该县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有个锡剧团,锡剧基础广泛。有一次,启东县锡剧团到东台表演《海岛女民兵》的新戏,我还组织了学生一起观看。 20世纪80年代,启东县锡剧团的演出剧目中有一部根据同名甬剧改编的《天要落雨娘要嫁》,男主角由启东人张唐兵担纲,他十分生动地演绎了逼母自杀的儿子的愧疚之情。启东县锡剧团解散后,他投奔苏州市锡剧团,成为剧团的领军人。 启东县锡剧团的关门戏是根据台湾同名小说改编的《几度夕阳红》。1986年,该剧目参加在常州市举行的江苏省第二届锡剧节,获得好评。 我与高阳先生也是因启东锡剧而结缘。2015年5月29日,我到南通伶工学社观摩启东市文化馆推出的一出锡剧节目,在那里遇到高阳先生。我呈上由自己主编的报纸《补天戏苑》请他指教,他翻看后对我大加赞赏,并题词“三十春秋勤补天,补出一片艳阳天”。2019年阳春,高阳先生约我到南通伶工学社观看启东市文化馆推出的越剧《血手印》。我欣然前往,与他第二次握手,并得到了凝聚他心血的赠书。 启东县锡剧团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剧团前辈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还在,他们培育的锡剧艺术在启东扎下了根,为启东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