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人，原名方启腾，1918年出身于镇江一户平民家庭。1935年，方立人到上海新新公司当学徒，第二年就成为正式职员。当时，上海的抗日救亡氛围浓烈，方立人作为一名热血青年，积极投身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方立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资本家推销日货，结果被资方解雇。

上海金融系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现方立人在抗日救亡斗争中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就决定派地下党员袁瑞祥接近他，以便从政治思想上对其进一步启发。1938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把他介绍到利通银号去工作。据袁瑞祥回忆：

方立人思想进步，追求革命，有胆有识，和我很谈得来。我是有组织的，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天，我们正在谈论着如何将抗日救亡运动引向深入，他十分激动地说：“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最正确的。”我没有想到他对共产党已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于是，我有意识地在纸上画了一面共产党的党旗。他顿时眼睛一亮，又惊又喜，随即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不放。接着，他在党旗下面写上了“坚决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几个字，还工工整整地签上了“方启腾”的名字。这就成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入党申请书。我也成了方启腾的入党介绍人。他入党后，分管组织工作。为了掩护党组织、保护同志，我又把他转到裕中银号去当职员。我们在一个地下党组织，他跟着我做了很多工作，发起并组织“钱兑业联谊会”，主编《钱兑业报》，创办职工文化补习学校，他担任校长兼教员，以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40年10月，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挑选一批优秀青年到抗日敌后根据地工作。方启腾被选中派往苏北，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从此以后，我们只通过一次信，再也没有见过面……

1940年秋，方立人登上开往苏北的江轮。根据组织安排，方启腾化名“方立人”。“立人”，就是要立志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方立人到苏北后，由党组织安排赴东台学习。1941年初，方立人到南通县，在党内担任县委委员和社会部长，在抗日民主政府担任保安科科长，后担任公安局局长。

1941年春，根据南通县委建立一支公安队伍的要求和部署，方立人从队伍建设、侦察敌情、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工作计划，得到县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3月，方立人主持召开公安人员会议，对新进的公安战士进行培训。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天亲自对搜集来的情报进行分析梳理。当时，南通县保安旅虽已被抗日民主政府接管，由县长梁灵光任旅长，但部分旧军官对抗日民主政府阳奉阴违，暗中拉帮结派。方立人对这些旧军官的活动密切关注，他接到情报：季莘是南京国民党宪兵出身，被接管后，虽给了他保安旅一团团长一职，但他根本不满足，想杀了梁灵光，自己当旅长。方立人证实情报后，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县长梁灵光说：“我也收到金沙瞿树滋的两次来信，情况是一致的。”方立人认为事态紧急，建议立即采取抓捕措施，县委采纳了他的建议。4月中旬，县委以召开军事工作会议的名义，把保安旅各团及游击支队连以上军官召集起来。方立人亲自部署会议保卫工作，严密封锁消息，按照预先制定的行动计划，成功铲除了季莘等少数反动顽固分子，消除了潜伏在内部的隐患。

方立人创建的这支公安队伍，在保卫新生政权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锄奸反特斗争中，方立人与敌人针锋相对、斗智斗勇。针对西亭区伪军下乡抢粮、石港区伪政权人员散发反动传单等情况，他召开治安大会，发动民兵群众，组织锄奸小组，白天盘查放哨，夜间巡逻防奸，维护社会秩序稳定。1942年冬，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应邀到南通县中侨校、十总店等地视察、演讲，方立人全面负责其保卫工作，顺利完成任务。

1943年，在艰苦的反“清乡”斗争中，方立人坚持原地斗争。2月，为加紧做好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县委决定从南通警卫团抽调部分政治坚定、精明强干、战斗经验丰富的人员充实公安局的政治保卫队（即短枪队）。方立人对新组建的队伍进行集中特殊训练，队员们不仅要熟悉全县地形，善于使用短武器，还要掌握侦察、格斗、化装、翻墙、趟水等多种战斗技巧。在反“清乡”斗争中，这支队伍特别能战斗，经常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区，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40多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中，队长杨勇伟“一枝梅”的锄奸故事在南通县广为流传。

1944年2月5日，刘桥区委在万愿楼召开扩大会议，方立人代表南通县委出席会议，传达县委会议精神。他分析了目前的斗争形势，鼓励刘桥区委的同志们坚持原地斗争。会议正在紧张进行时，驻刘桥据点的日军警备队得到叛徒告密，立即兵分数路向万愿楼方向包围过去。当与会同志发觉有敌情时，敌人已离得很近了。方立人临危不乱，果断组织撤退，一路人员往南，一路人员向东，分散敌人注意力。他自己则迅速把文件藏好，走在最后，向东撤退。往南撤的同志游过一条河后大部分脱险，只有南通县财经局通西督导处主任张慎修渡河时英勇牺牲。向东突围的同志沿着河边小跑，因路面又烂又滑，跑不快，最后被赶上来的敌人包围，方立人、王又一（刘桥区副区长）、沙大明（公安助理）、丁德俊（农会主任）等不幸被捕。

刘桥日军警备队以为抓到了新四军的要员，就连夜把方立人等押送到南通唐闸警备队。几天后，他们又被转押到驻南通城的日军宪兵队。监狱里的斗争是一场特殊的考验，方立人思考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如何保护一同被捕的同志，更重要的是保证党组织不受损失。他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到底，并为大家化了名，统一好口径。

日军宪兵的残酷是众所周知的，审讯时对被审人员施以酷刑、威胁、利诱，轮番上阵。七八天过去了，敌人见硬的不行，又生一计，采取饥饿政策，不给他们饭吃。方立人对大家说：“宁可斗死，不能饿死。”他们集体敲打牢门，高喊口号，开展“反饥饿”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日本宪兵见种种手段不能奏效，便让一个叛徒来指认。这个叛徒只见过方立人一面，但不知道他的确切职务，就胡诌他是共产党的组织部长。一同被捕的其余同志，因叛徒都不认识，后来陆续被释放。方立人则被日军当作共产党的核心人物，由专人看守。日本宪兵要方立人写自首书，并通知其母亲和未婚妻来探监，企图软化他，结果均未能达到目的。

1944年夏的一天傍晚，天气异常闷热，方立人跟看守说想到楼上去走走，透个气。看守点头同意了。于是方立人走在前面，看守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走在后边。方立人一直走到三楼，乘看守不注意，迅速爬上栏杆，纵身跳了下去，壮烈牺牲。方立人用生命跟敌人作了最后一次斗争，以鲜血向党证明了自己的忠心。

方立人跳楼自尽，震惊了日军宪兵队。宪兵队副队长永冈下令把方立人的尸体包起来，等到天黑时秘密运到城北张家坝掩埋。过了几天，方立人的未婚妻又来南通探视，日军骗她“已把方立人放回去了”。日军还让翻译林达夫给方立人家里写信，告诉方家“方立人在放回去的路上被新四军抓去了”。敌人为了掩盖自身罪行，编造了许多混淆视听的谣言。

方立人坚持在敌后根据地战斗，为保卫抗日民主政权，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幸被捕后，他经受住敌人的种种摧残，严守党的秘密，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在无法逃脱日军魔掌的情况下，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谱写出一曲悲壮感人的赞歌。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