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张謇的各项事业如日中天，呈现出蓬勃兴旺的态势，然而，张謇并没有就此满足。当一项事业的勃兴之日，往往是另一项事业的胚胎孕育之时，那新兴事业的孵化器究竟设在何处呢？张謇选择了上海。

其实，早在创业之初，上海便在张謇的筹划之中，并放在重要的位置考虑逐步向其发展。上海与南通似乎存在着某种割舍不断的地缘上的契合和感应上的关联。确实，南通与上海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上海对南通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张謇对上海的兴趣实在是太浓了，上海对张謇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强了。走进上海，成为张謇扩张和拓展新兴事业的必然抉择。

壹

张謇选择上海绝非偶然。他既有长远的规划，又有通盘的考虑。但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却是促使张謇走进上海的基本条件。

天时之利。张謇事业的开创是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契机的。一个蕞尔小国竟然打败了天朝大国，并迫使其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奇耻大辱促使举国志士仁人在悲愤中沉思，在沉思中觉醒，在觉醒中抗争，张謇的思想也随着时局变幻而蜕变。

一是对割地赔款、通商驻兵忧心如焚。与日本接触交往的外交经历，使张謇对其野心早有警觉，提出“日本野心日张，无理日甚”的忠告。当现实被不幸言中之时，张謇痛心疾首：“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外国列强通过《马关条约》取得在华设厂权，对华经济政策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外国财阀以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为后盾，瞄准市场需求，掌握中国市场的命脉。对此，张謇忧心忡忡：“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建立行栈。此小民之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各通商口岸外人设立之工厂，其数额颇不在少，既不受法律之支配，自无从深悉其内容。此种工厂，类皆利用吾国丰富之原料，低廉之佣工。其制出之品又能深投习尚，视销路为转移，最为心腹之患。除少数特供输出外，余均消费于国内者。”

二是为救国图存、设厂自救力陈铮言。张謇是一代名士，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只是站在一个时代的角度，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中国庶而不富，厚民生者，工且尤切于商。”“策中国者，首曰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只是站在一个民族的角度，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看各国：“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中国生齿繁而遗利，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仍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指大兴工艺），非此不能养九洲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因此，张謇在屡屡建言的基础上，提出了“速讲商务”“讲求工政”的主张，突破原先洋务运动的既定框架，赋予崭新的社会内涵。

三是为富民强国、兴办实业身体力行。为“图自强而弥祸患”，落实“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的承诺，清政府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为招商办厂；二为设立商务局。上海、南京、苏州商务总局应运而生。上海作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早在明代便形成植棉、蚕桑经济作物生产，纱布、丝绸手工业生产与粮食生产并举的小农经济形态，其中最典型的是土布、花纱、丝绸交易旺盛，土布、丝绸海外市场繁荣。明万历《嘉定县志》载：“邑之民业，首藉棉布。纺织勤，比户相属，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运至蓟、辽、山、陕。”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取得在中国推销商品的特权，但上海土布、花纱、丝绸的生产和出口仍保持着相当规模。《江苏实业视察报告》称：“外洋如高丽、罗、印度及欧美各国，莫不有盛泽绸之销路，但销往欧美之货，多系由上海商号采购，间接运出。”上海独特的经济形态及商务总局的建立，对“总理通海一带商务”的张謇来说，无疑为其事业的开创提供了最佳时机。

地利之便。南通与上海仅一江之隔，两地民众过往甚密。特别是海门、崇明外沙一带与上海同属大吴文化，语言相近，风俗相似，民情相仿，故上海开埠后，海门、崇明百姓举家迁沪或赴沪打工者甚多。

张之洞在落实朝廷“招商多设织布、丝绸支局，广为制造”的旨意时，极力主张在通州集股设厂：“通州海门为产棉最盛之区，西人考究植物，推为中国之冠，各处纱厂无不资之，涎视已非一日。近日洋纱内灌，通海乡人利其匀细，转相购买，参织土布，每年销（消）耗四十余万金，若不亟就该处兴办纱厂，则民间此项漏卮无从而塞。”在通海设立纱厂优势有三，一是通海出产优质棉花，供应充分，运输方便；二是通海手工棉织业发达，紧靠市场，棉纱销路畅通；三是劳动力充裕，价格低廉。除此之外，“通州地处江海交汇之区，近上海通商之埠，近来风气大开乡民耳目”也是重要有利因素。

人和之缘。张謇一生交友甚广，其中不乏军政大员、豪绅巨富、地方名流等，这些人对张謇事业的发展影响颇深。张謇充分发挥公关才能，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作为事业发展的助推器。这里不能不提到张之洞，张謇与张之洞的交往密切，二人“函商力筹护持小民生计、杜塞漏卮之策，（张之洞）属其（张謇）邀集绅商，剀切劝导，厚集股本，就地设立纱丝厂”。在张之洞的创议和推动下，张謇终于“儒而谋商”，以状元之尊下海办厂。张謇多次指出，大生集团和地方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其左膀右臂的鼎力相助，如沈燮均、蒋锡绅、张詧、高清、沙元炳、刘桂馨、吴寄尘、沈燕谋、宋希尚、习位思、江谦、孙观澜、徐赓起、江导岷、李审之、罗振玉、徐乃昌、徐国安、周扶九、许鼎霖、顾士魁等。他们视张謇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甘愿不断为之注入活力。在选择上海的问题上，他们始终鼎力相助，在精神、物质上给予张謇支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厚的人和之缘,张謇就不可能取得后来令人瞩目的业绩。

贰

张謇选择上海势在必然。他既有阶段目标，又有实施办法，但接轨、融入等具体措施，则是促使张謇走进上海的基础条件。

接轨之举。张謇在大生纱厂筹建之始，就将触角伸向上海，意欲接轨。一是接洽贷款之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与上海商界巨子严信厚接触，商洽大生纱厂贷款事宜，最终未果。二是设立沪董之位。光绪二十一年，张謇诚邀上海广丰洋行潘华茂、郭勋等为沪股董事，与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等通股董事一道集股办厂，如“通股不足”，则“沪股补认”，并由潘华茂、郭勋、刘桂馨等在上海专事招集沪股，招股之事虽屡经波折，但张謇仍矢志不移。三是建立大生上海事务所。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在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附设账房；光绪二十四年(1898)，迁设小东门；光绪二十七年(1901)，迁至天主堂街外马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大生上海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是采办物料、购运原料。此外，有关大生企业的大型建筑包工、实业盐垦人员的往来食宿，也都由上海事务所承办。民国2年(1913)以后，大生各纺织厂连年盈余，大生上海事务所又承担了置办布机、开盘批售布匹、收款付货等任务，业务项目不断增加。上海银钱业纷纷向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信贷，送往来摺给大生上海事务所的钱庄达105家。大生系统在原有基础上全面扩张，所属大小企业单位有数十家，大生上海事务所营业范围随之扩展到国内外通都大邑。四是成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生纱厂为从上海运输机物料，向上海慎裕号商人朱葆三、潘子华组织的广生小轮公司包租了小轮往来通沪之间。光绪二十七年（1901），大生轮开航通沪。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成立，购置大新轮行驶于上海、通州天生港之间，原来行驶通沪的大生轮改航通海（通州至海门）线。与此同时，张謇与李厚祐在上海筹建了上海大达轮步公司，由张謇任总理。公司在上海十六铺建造了码头，开创时因资金不足，以经营码头为主要业务，后向英商太古洋行购进大安轮加入通沪线航行，又购大和轮行驶上海至扬州一线，营业日趋发达。

融入之措。经过数年经营，张謇深感大达轮步公司规模太小，运输能力有限，不能适应国际贸易需要。经再三权衡和斟酌，张謇选择吴淞作为国际商埠的试验基地。他认为：“上海距江浦交错之处四十余里，轮船驶入，多费周折。吴淞接壤上海，濒临浦江，为国内外货物运输之门户。欧战以后，贸易发达，海泊吨数亦日渐增加。为改良商港容纳大舰舶计，因势利便，吴淞较优于上海。”在《开辟衣周塘计划书》中，张謇指出：“沿浦马路内外商场、轮埠同时并举，合计东西南北周围二三十里，以与英法美三租界比较大小，不相上下，且扼淞口之咽喉，出入商业操吾华人之手，成为东方绝大市场，挽回主权，在此一举。”于是，张謇一边在沿江筹建公共码头堆栈，一边规划各工厂聚业场所，并派出勘测队前往吴淞。按照张謇就任吴淞商埠督办后拟订的计划，吴淞旧界与闸北、宝山县接壤，东临浦江，北至马路塘，范围包括原吴淞的殷行、江湾全乡及杨行、大场、刘行、彭浦等乡的一部分。

此外，张謇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开始在上海进行教育实践。一是创办江苏学务总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10月，张謇在上海老西门外方斜路上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省级教育团体——江苏学务总会，亲任会长。二是创办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清宣统三年（1911），南洋公学监督唐蔚东筹办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张謇全力支持，将吴淞口炮台湾濒江空地百余亩辟为学校校址，并筹集巨款，兴筑校舍。三是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筹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民国元年（1912）凭借官费和江浙渔业公司的资助正式建成，同年1月15日开学。四是参建震旦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3月，张謇与马相伯商议，由马相伯发起，商请耶稣会创办震旦学院，张謇为校董，马相伯任总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2月，因内部纷争停办。嗣后，上海著名人士如张睿、李平书、姚志让等积极倡议恢复震旦。教会乃聘请张謇等组成校董事会，公推李问渔为总教习主持校务。光绪三十一年8月，震旦学院重新开学。五是支持中国公学复学。中国公学是近2000名留日学生被迫退学回国后得到资助，在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成立的学校，后由于经费困难陷于绝境。张謇等人促成政府提供吴淞地区百余亩公地为校址，并提供官费资助，使中国公学得以复学，张謇亲任董事长。六是设立上海商科大学。在张謇倡议下，东南大学在上海设立分校——上海商科大学。七是支持同济医工学堂复学。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原为德国人在上海办的学校，民国6年（1917）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法租界当局关闭，后由张謇借用中国公学和海军学校的校舍复学。

叁

上海是张謇活动的重要舞台，上海是张謇事业的发展平台，走进上海的张謇对上海的认识逐步深入，关系日渐密切。

利用关系。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目光就不仅仅停留在一个企业上面，而是胸蕴一幅通海地区实业规划的蓝图。当大生纱厂度过创业初期的艰困，已经卓有成效的时候，张謇力排众议，坚持大生纱厂在“跻于发达”的基础上，向其他实业领域作进一步开拓。他认为，仅仅“域于一事”，不过“为有限股东之牛马而悦之，于世无预”，他的愿望是要谋求整个通海地区以至于推动整个中国实业的振兴，而上海则是他棋局中的重要棋子。他在南通办厂成功以后，随即向崇明、海门两个棉产区扩展，把通、崇、海三地的棉产、纱销市场纳入大生企业的控制范围，再把大生企业的触角伸向上海。他曾说：“世界经济之潮流喷薄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自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而这扇大门首先也始终对上海敞开着。

倚重关系。地理作为“社会发展的经常和必要的条件之一”，从根本上造就了一方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土壤作物的差异，又从整体上影响着一地经济、文化、社会风情的变化。故有人联系实业的发展进一步阐释事理：“工厂之能发达与否，全视其所处之位置如何。位置而适宜于工厂所作之事业也，成功之希望甚大；否则无论资本如何雄厚，管理如何周密，十之八必终归失败。”所谓“位置”即指企业生存所依赖的地理及与地理紧密相关的经济环境。张謇深谙其中真谛，“以人力乘天，则事半而功必倍”“全恃人者，功与事恒相等，求功而事劳”。大生纱厂建在通州，占有原料、市场、人工、交通之便利。通州地价低、生活水平低，有利于大生置地扩充规模，降低工资，但其缺乏金融保障机关，缺乏现代企业所必需的经济环境。因此，张謇不得不倚重上海，大生集团创建、发达时所采取的各种举措，其意均在于此。事实证明，大达轮步公司的成立和大生上海事务所的设立，使种种难题迎刃而解，大生集团尽得两地优势。

综上所述，张謇选择上海，是张謇的事业所为；而上海接纳张謇，又使张謇的事业有为。张謇对上海的深刻认识和在上海的成功实践，直至今日依然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