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先驱和过渡性人物，张謇的宗教观与时俱化，其内容丰富而复杂。他在清末提倡庙产兴学和排诋佛教，民初又倡言礼佛；积极引导民间英雄崇拜，弘扬民族大义，提振民间忠勇风气；对于基督教的到来，则持欣赏与欢迎的态度，在知识与技术层面加以利用；无神论因素贯穿其中，其对宗教采取的实用理性的立场值得我们分析和借鉴。

一、张謇宗教观的演变

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先驱之一，是一个具有典型影响的人物。面对列强入侵、国家危亡，他以建立新新世界为终生抱负，大力兴实业、办教育、举慈善，充分利用宗教资源为地方自治服务，为推进早期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尊儒抑佛，清末对佛教的排抑

自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架构趋于稳定，形成了以固有的传统道德融合佛教、道教而并存的社会状态。其中，历朝历代稳定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依然是儒家思想。在此基础之上，还有多元的诸如佛教、道教等思想文化资源作为维护秩序的辅助，从而形成了糅合儒释道思想和鬼神之说等观念的复杂网络，在王朝统治的兴衰更替中绵延赓续。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同构的效应，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管理作用。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像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

降至清末，列强入侵，割地赔款，残酷的现实惊醒了天朝大国的迷梦，有识之士开始冷眼向洋看世界，开始了兴学堂、办实业、派遣留学生的学习西方文明的行动。然而巨额赔款掏空了国库、榨干了地方财政，政府层面实在拨不出办学的经费。于是筹措经费的眼睛就转向了佛教和道教的庙产，开启了“庙产兴学”的风潮。作为戊戌变法倡导人之一的康有为，也是这一风潮的发起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五日，他郑重上呈“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力主“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由此引发了清末实行新政、兴办新式学校的“钱酵头”。

接着，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对政府筹措经费办新式学堂提出具体建议，“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由头，清廷于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高等小学创办之始，可借公所寺观为之”。至此，“庙产兴学运动”成为清末新政中有力的推进措施。受此风潮影响，抱持教育救国的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始建记》一文中提出：“世变亟矣！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务民义而远鬼神，第富教以维众庶，广之万国以求其同，还之三代以存其独，是则孔孟之教矣，宁假彼二氏张皇祸福之言哉。”由此可看出，张謇对佛道彼世性关怀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与重视当下、强调入世的儒学思想相悖，因为“盖孔子所说，足以包括佛、老、耶、回诸教而熔于一炉者也。”当时的中国危机四起，亟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富国强民的儒家入世精神。

在救亡图存的急迫情势之下，佛道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几乎被视为无用之物。在追求富强的迫切心理下，将目光转向庙产，既是随顺当日士大夫阶层兴起之庙产兴学之风潮，亦是潜在的对旧有传统的冲击与改造之意识之流露。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这样的行动是在尊重僧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理性选择发展前景不被看好的寺院，利用闲置的地基和废弃的砖瓦木料来创办学校，这样避免了与寺院和信徒的直接冲突。随着受教育而获益的人增多，庙产兴学这一泽被社会的善举逐渐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并赢得赞誉。

张謇的行为在起初看来似因排抑佛教而遭致部分民众毁谤。实际上，则是他试图将隋唐以降祀佛以求福田利益的虚妄，避免由此造成的对田地房产扩张占用的庞大浪费，为兴教育启民智而顺应了历史潮流。这也是他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实现教育救国抱负的超越常人见识的表现。

2. 移花接木，民初对佛教的转用

张謇利用庙产兴学，但也不是一味的排斥佛教。清末民初之际，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都面临着转型，传统的思想观念遭受着颠覆性的冲击，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在社会进行纷繁复杂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道德失范、价值无序、心无所依的状况。当时的这一切正处于混杂错乱、尚未稳定的状态。

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文明存在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国内部分知识份子对之产生质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固有的内在矛盾引起文化反思的思潮，其注重生命、直觉，主张返回宗教道德等思想内容也影响到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导致他们开始重新评估晚清引入的西方新思想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

回归传统，向传统寻找维护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的资源成为当时的重要途径。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需要时代作出回应，与彻底地批判传统、竭力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者不同，1918年，张謇在南通创立了“尊孔会”，弘扬“人道”和“理性”等人文主义精神。同时对佛教的认识也迥异于前，认为：“孔子之道，费而隐，易而难。世人披猖无度之时，无法施救，不若救以佛之虚，老之元，耶之浅……若说道理则佛所谓圆通，于孔所谓中，诚无不合此。因近好谈佛，故及之。”这是他融通了儒学与佛教之后的见解，已经开始自觉运用佛教的教化作用。同时，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弘扬人文主义精神是不容易的，“能人尽成佛哉!亦礼佛之表征耳。礼佛不成佛，读圣贤书不成圣贤，但念念相续，不及于邪，犹不失为良善之教徒。”这充分表明张謇念念不忘的是运用佛教的当世教化作用，实现对当时社会道德规范的维护，对人心向善的追求。在清季民初佛教复兴的风潮中，张謇扭转佛教原有之虚妄风气，使佛教从他世界逐渐转入此世界，世间法得到关注和重视。

自民国以来，儒学日趋衰颓，部分人精神世界无所归依，而佛教则有填补精神真空、安抚人心的作用，尤其是佛教劝人从善的教义对当时的社会失范有所补救。佛教的这种救世功能也与张謇作为士大夫经世济民的理想追求具有一致性。由此开始，张謇对佛教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对佛教的道德教化作用产生浓厚兴趣，“余方欲演释氏因果之说，祈世界众生毋造一切恶因也。”这是借用佛教的因果理论，来补充儒家所倡导的诚信理论。特别是在推进实业进程中遭遇重重困难与挫折，更需要运用佛家出世思想获得心灵的慰藉。在行动上不仅资助弘扬佛法，还以居士身份礼佛，从而在新的倡导佛法运动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张謇对佛教进行的移花接木式的转用，既是基于心理上求得安慰和向善的需求，更是着眼于佛教的教化作用与“此世”的道德关涉。

3. 海纳百川，民国时容纳基督教

随着列强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还有基督教。伴随着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还有教育、医疗、管理等西方文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张謇，本就信奉儒家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基督教本身也无多大兴趣，并没有信奉基督教成为基督徒。但他对基督教的道德教化作用有独到的认识，对基督教所推进的社会教育、医疗、慈善、福利事业持欣赏、接纳的态度，对基督教人士采取友善、交往的态度。而基督教所带来的一系列西方文明事物对他倡导的地方自治也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张謇在推进南通早期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以欣赏的眼光接纳基督教所带来的西方文明，鼓励美国基督会在南通发展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展示了海纳百川、虚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胸怀和气度。作为传统文人的张謇，面对世界风云变幻，没有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是以开放的心胸积极吸纳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4. 颂扬英雄，立祠传扬抗争精神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从夸父逐日、共工触山到今天的无数英雄人物，汇成了中华民族的英雄谱，凝成了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精气神。在不少地区，人们出于对英雄的爱戴，通过树传立碑、修墓建祠的方式铭记英雄的伟绩、传扬英雄的大义和精神，并在重要节日或者英雄生辰、忌辰焚香祭祀。而民间习俗，在遇到疾病、困难、灾祸等问题时，喜欢给神灵烧香许愿，请神灵庇佑。因此，不少英雄祠的塑像渐渐充当了神灵的角色，走上神坛，在百姓心目中成为护佑一方的神灵，相沿日久，渐成风气，甚至于英雄的灵气有可能超过自身的精神。这是生活中从英雄崇拜转化为神灵膜拜的奇特文化现象。在今江苏南通市区城山路旁筑有一座曹公祠，是为纪念明代抗倭英雄曹顶而设的祠堂。据《清光绪通州志·人物志·忠节传》记载，曹顶（1514-1557）为通州余西场（今江苏南通通州区余西镇）的盐民。其人生性豪爽、为人豪侠、膂力过人。其时倭寇屡犯我国沿海地区，打家劫舍成为祸患，曹顶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应募御倭。翌年，倭寇三千披坚执锐进犯通州城，曹顶率领水兵五百抗击倭寇，激战二十余日，舍生忘死斩倭首几百余级，冲锋陷阵身被数十创，终击败倭寇获得胜利。曹顶居功不受赏，回乡经营刀切面为生，留下了“跳面”“切面”“曹顶面”的美谈。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倭寇卷土重来再次侵犯通州，曹顶毅然偕守军于城北五十里迎击倭寇，乘胜追击倭寇至单家店（今平潮镇）。因天雨泥淖，不慎马蹶壕堑，英雄曹顶遇难于赍志桥畔，身躯遭到倭寇碎尸，时年44岁。后人为纪念英雄曹顶，修衣冠冢、建祠堂以瞻仰供奉。祠堂后来在战火中被损毁，仅留雕塑存世。但地名“曹公祠”和英雄的传说被流传下来，以纪念不朽的中华民族抗倭英雄——曹顶。鉴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的败局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张謇极大的愤慨和忧虑，“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日本海中风色愁，鲸涛日夜上眉头。谁捐库页珍千岛，同抱珠崖万古羞。”为彰扬不屈的抗日大义，张謇经过充分酝酿后重修曹公祠，重塑曹顶像，在祭祀抗倭英雄的同时，激励世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抗争。随着曹公祠祭祀香火的旺盛，后世百姓在缅怀英雄曹顶丰功伟绩的同时，渐渐也把曹顶神化为了神灵来膜拜，演化成了祈福神灵的社会活动，这可能是张謇所不曾意料到的英雄崇拜的后续演化。

二、张謇对宗教的转化利用

张謇抱定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充分调集各种社会资源为实业和教育服务，他对宗教的态度也是利用宗教的有利资源，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1. 利用庙产办学堂兴事业

在借助庙产兴学时期，张謇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选定通州千佛寺址扩而广之，并填寺西南河以增扩地面，兴建了通州师范学校，成为中国师范学校之嚆失。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謇建议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可以考虑借用南京灵谷寺的庙产，以创办南洋大学。在清末推行的新政中，地方自治是其中的热门举措之一。张謇积极推进南通自治模式，大胆进行创建新型世界的尝试，其规划就是吴良镛先生所概括的“一城三镇”模式，具体为“将工业区选在城西唐闸、港口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狼山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凸现出中国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色彩。其中包括对南通佛教圣地狼山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从一所城市所应具有的功能区位来进行整体规划，形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今天的狼山风景区，可以说是沿着张謇的规划一步步形成的。张謇还为狼山寺院创办了一所僧立小学堂，作为“教导未来小和尚”之用。延请名僧来讲经弘法，对提高狼山僧人的佛法素养，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意义。

2. 改造寺庙举办慈善事业

张謇实施地方自治的主要措施为实业、教育、慈善的三大项。他认为“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针对佛教，他力主庙产兴学的佛教经济观，试图把传统的经忏性寺院经济，转变成为包括慈善、公益的现代性寺院经济。1916年组织创办了“狼山盲哑学校”，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近代第一所盲哑学校，并担任首任校长。创办残废院，收纳不论年龄大小和居住地域的残废者，一律供给衣食；创办栖流所，收养流离失所、哀怜无依的乞丐；还有育婴堂、养老院等。收养、救济了一大批鳏寡孤独、穷困潦倒的弱势群体。佛家讲究普渡众生，救人于困厄，张謇认为“夫养，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这是张謇出于兼济天下、感怀民生之疾苦的公仆之心，虽不能救济天下穷人，仍尽最大努力兴办慈善事业。他虽不是僧人，却修复南通不少寺院，邀请高僧讲经说法，资助佛经出版，还创立觉社推动佛教改革，将佛家的精义发挥到极致。

3. 借基督教推广现代文明

对于基督教的到来，张謇是持欣赏与欢迎的态度的。华莱士·Ｃ·培根在《聚光灯下的南通》一文中记载下张謇的看法，“只有每个南通人都变成现代化的新人，这个城市才会真正现代化。”“中国最急需的是那些有崇高品质和领导力的人。”没有先进文明的加入，中国是无法如愿地向前发展的。张謇支持基督会在南通开展工作，帮助基督会修缮破旧不堪的教堂及主日学校。支持主日学校开设英语、音乐、圣经、烹饪和缝纫等丰富多彩的课程，还聘请多位基督徒分别作孤儿院的负责人、济良所负责人、监狱监管。邀请五位基督徒（其中四位是留学生）在农校担任教师。出于对基督徒美德的信任，张謇还让传教士参与掌管慈善资金。而基督会来到南通也对当地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基督会在南通建立了基督医院，还开设了专门培养护理人员的护士学校，成为南通西医早期的传播者，弥补了南通在医疗资源方面的不足，对提升民众的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基督会还根据张謇的提议，在南通成立了英化职业学校，并于1919年开始招生，专门培养南通发展实业所需要的英文与化学人才，以满足诸如肥皂、墨水制造等实业的需求。在张謇的大力支持下，南通基督医院发展成为拥有精良设备的医院，英化职业学校以及后来的崇英女校发展成为有声望的学校。南通基督堂附设的益群社下属的阅览室及女子浴室为众多市民带来了便利，成为南通当时非常红火的公益机构，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吸纳域外文明中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足见张謇开放的心胸和接受新事物的独到眼光。

4. 修英雄祠弘扬民族大义

崇敬英雄是民族赓续的需要。英雄曹顶为国捐躯后，后人立衣冠冢祭祀英雄。时光延续至民国十年（1921年），著名学者费范九先生出面发起集资，在抗倭英雄曹顶牺牲地所在的平潮镇北、通扬运河西岸，建立起曹公亭，塑曹顶横刀策马像，并树立由费范九先生亲笔撰文、方训谋镌刻的纪念碑刻，铭记英雄功绩和后人的思缅情怀。建亭时，为扩大英雄事迹的影响，费范九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纪念诗稿，一时引发众多文人响应，收到张謇、陈衍、梁启超、金泽荣、陈三立、韩国钧、李拔可、蔡观明、李详等44位名人的来稿，共收集53篇诗词文赋，汇编出版《南通平潮曹公亭诗》一册缅怀英雄精神。张謇又出资重修曹顶墓祠，增塑曹顶立马提刀像，亲为曹公祠、曹公墓撰写楹联以传扬英雄的民族大义和保家卫国的精神。出于对文物古迹的保护，1956年及1982年，曹顶墓两度被江苏省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南通市人民政府重修曹顶墓，筑碑立亭，缅英烈于久远，励节操于方来，英雄精神永远传扬。在倡导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今天，还要在防止英雄崇拜转向神灵膜拜上加强引导，以正面引导集聚推进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三、张謇化用宗教的当代启示

张謇秉持兼济天下与救国富民的理想，一生都致力于追求事业的发展，广泛利用一切可资运用的社会资源，包括对宗教从排斥到转用、到提倡现世幸福的人间佛教，都是对宗教有利因素的灵活运用。在当前依然有借鉴意义。

1. 大仁大爱，人生认识臻于无我之境界

饱读儒家经典的张謇，深受“仁者，爱人”信条的影响，抱持兼济天下的理想，一生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事业上但求有成，生活上勤俭节约。其经营实业所得，悉数用来发展教育、慈善事业，皆为民众生活幸福和社会得以进步。其自号“啬翁”，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不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其对待财富，认为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

这种为民慷慨解囊，对己极为吝啬的生活准则，展示了他无私奉献的思想境界。在人生认识上达到“忘我、无我”之境界，堪与佛家“度一切众生”、耶稣基督“拯救一切子民”的教义相媲美，更远远超越了世俗信教为个人求财求福求长寿的庸俗目的。张謇更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不求来世如何，只求当世作为，“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他将人之躯体视同于草木，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都是天地间匆匆过客，而人所能够作为的，就是做下有用的一二事业，为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由是观之，张謇虽不是僧人，却更像舍身饲虎的苦行僧。他依循传统士大夫的轨范，借着提倡佛教以肯定传统伦理道德、寻求秩序重建。其对宗教采取的是一种实用理性主义的态度，而非将之作为当世的信仰来追求。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何坚守做人的准则和底线，杜绝奢侈贪糜和虚妄的幻想，也是可资借鉴的。

2. 巧妙转换，运用宗教教化追求道德优美

在转换佛教教化作用方面，尽管张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佛教从内心里有一定的排斥心理，但面对民国初期政治与社会纷乱无序的境况，还是从强烈的道德关怀出发接受了佛教对民众的教化价值和作用。在他看来，可以借助民众对善恶有现世报应的信仰，充分发挥佛教教义对现实社会收束人心、补国法、教化不及的功用。正如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书中所言：民初张謇提倡佛教即是因“看到社会组织没有进步，人心欲望和妄想，一天比一天坏，国家的法律，教育的效力，也就没有救济的权能。认为能提倡一点佛教的说法，也未始没有用处和急效。”这里的所说的“用处和急效”，其目的指向就是地方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张謇由礼佛而提倡佛教，就是为了转用佛教的道德关怀与人文教化，从而用道德规范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以实现其在南通的“地方自治”。当前，宗教在部分地区依然盛行，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利用宗教信条引导信教人员爱国爱民、崇德向善、诚信和睦，改变社会中存在的不诚信、贪婪等不良心态，也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补充，在人心向善的道德教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3. 活在当下，倡导人间佛引导获得当世幸福

马克思曾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改变世界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出于强国富民的目的，张謇在行动上一直勠力前行，力求改变世界、建设一个“新新世界之雏形”。面对江河日下、人心涣散的社会处境，其开始注意宗教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倡导与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间佛教观，主张把传统的祈福来世的祭祀性佛教信仰，转变成为提高现实生活质量的新佛教信仰，利用宗教的有利因素推进道德教育和社会事业发展。

他通过《记造桥和尚》为家乡一位做慈善事业的僧人树碑立传，表彰僧人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大力倡导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他注重提高狼山僧人文化知识和佛法素养，开设僧立小学堂，规划狼山风景区。他倡导将佛教的还愿思想和因果理论，作为儒家诚信理论和礼乐文明的补充。

他资助出版佛经、重修狼山观音院、修塑佛像，不仅仅是为了改造和提振佛教，而更是为了塑造推进南通早期现代化事业所应具备的文化价值观。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视角来看，宗教的虚幻之处就在于对未来的预设，诱惑人放弃当下的努力而坠入对前程和来世的虚幻追求之中，而较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人间佛”、“生活禅”的奥义，而将宗教信仰陷入庸俗化的目的。诸如当今流行的：高考前拜文曲星、新年烧头柱香、拜财神求发财、信佛求超度、信耶稣升天堂，甚至有的贪官求菩萨保平安等等，急功近利的信教目的，变成了对宗教的一种亵渎。特别是借助互联网，宗教开始网上讲经布道、网上祈祷念经、网上拜神敬佛等活动；各种预测、占卜、算命、星座之类的迷信活动甚嚣尘上。这种不当的倾向导致不少人放弃工作和学习、一心迷恋神佛保佑，妄图坐享其成，等待神佛赐福。有的甚至失去生活理想，变得消极颓废，对生活和前途失去信心。当世的幸福还需要当下的努力，仅仅依靠幻想，幸福不会从天而降。一百年前张謇对宗教及人生意义的积极识见，依然值得今人借鉴。

4. 开放包容，吸收基督教文明推进事业发展

清末，基督教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势进入中国，受到国人的一致抵制，甚至爆发了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然而善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张謇，却没有一味抵制基督教的进入。在了解了伴随基督教而来的教育、医疗、化工、社会管理等西方技术的先进性之后，选择了与基督教传教士合作的态度。而合作的基础，依然是他念念不忘的强国富民。1911年3月，他在《感言之设计》记述：“昨晤李提摩太。言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空为强。”他与传教士谈论的都是国家、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而不是为自己能来世升天堂、获得福报而考虑，他推进社会事业的努力方向也是沿着李提摩太帮助设计的发展路线进行的。传教士的建议帮他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思路。同时，他还认为：“佛、耶说皆近墨，而尚有伦常，且其意在度世牖民，而其说主福田利益，蚩蚩易晓，故忧世君子，有时取焉以济孔孟之教之术之穷。”这是张謇从基督教精于社会发展各项事工的层面，对基督教所带来的西方技术促进社会进步作用的认可，西方的先进技术能够弥补孔孟学说对技术发展重视不够的不足，从而导致了他采取亲近、欣赏基督教及西方技术的态度，并借助基督教办医院、学校、图书馆、慈善机构等，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才，为南通吸收西方文明建成“近代第一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开放包容的心胸、善于吸纳先进文明的做法，都对今天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融合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总之，张謇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士大夫，其宗教观深受当时时代和文化环境的熏染较为复杂，但其对宗教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实用理性主义的态度，反对虚妄和纯粹的虚空，无神论因素是其宗教观的骨架。他对佛教则主张儒与释交融，注重佛家化民成俗，引导人心向善的一面；对民间的英雄崇拜积极引导，则在于优化民俗、提振社会风气；对基督教的化用则更着重于在先进知识和技术层面的吸收和借鉴。面对近代中国道德衰弊、严重失范的状态，在张謇看来，挽救人心，重塑社会道德是关键所在，而化用宗教，运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则是重要的一环。

（转载自《张謇研究》期刊，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张謇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