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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张謇研究
发布时间:2019-06-06     作者:章开沅


能够伴随张謇研究进入 21 世纪,这是我个人的幸运。如何促使张謇研究在新世纪持续健康发展并进入更高境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需要集思广益,相互切磋,寻求新的共识。张謇研究在 20 世纪后半叶,历经艰难曲折,由于社会的关切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业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并且初步奠定了可以保证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敢于作出这个判断, 主要根据有四:


一、有关张謇资料的发掘、整理、编辑、出版、已经取得多方面成就,并且正在继续向前推进。


二、已经有一批老、中、青热心于张謇研究的学者,分布于全国各地,而且很自然地以南通作为汇聚中心。更为可喜的是,这些研究者已经不仅限于文史专家,由于经济、工程、艺术等方面的卓越人才加盟,促使张謇研究拥有更为宽阔的视野与空间。


三、经过多年的努力,张謇研究的论著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有引人注目的进展,而且不乏堪称上乘的学术佳构。这是继续攀登张謇研究高峰的有力保障。


四、张謇研究已经赢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仅有一批资深研究者,而且还有新生力量( 以博士候选人为主) 不断增补。特别是最近与日本涩泽荣一研究的结盟,必将形成相得益彰的明显效应。但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特别是在各行各业竞争空前激烈的现今,一个学术分支的由盛而衰乃至消亡,并非什么稀罕现象。我说张謇研究有可能持续发展,并不等于说它就一定能持续发展。 把可能变成现实, 关键在于张謇研究者自身的努力; 而且不是一般的努力,需要竭尽全力与一往无前的奋斗。这不是说大话,唱高调,而是切切实实的人生感悟。如有不信,拭目以待。


我最关心( 也可说是担心) 的还是南通这个中心,中心就是根据地,也就是张謇研究最紧要的安身立命之处。南通张謇研究中心的健全与否,关系着张謇研究的全局,甚至关系着它的成败兴废。正如广东之于孙中山研究, 南京之于民国史研究, 武汉之于辛亥革命研究, 这都是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借鉴的。张謇研究过去长期倚重外地学者,南通自身的队伍培育与机构建设反而滞后。近几年,这一缺陷虽有明显改善,但真正作为一个众望所归的学术中心,还有待于长期的艰苦努力,而南通本地官绅商学各界的共同关心与资源整合则是重中之重。


南通对于张謇研究而言,最大的优势就是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集中。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种类之多与内容之丰富,都令中外学者羡慕不已。再加上众多的历史遗址与其它各种相关的有形的与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 更使南通成为研究张謇的最佳胜地。多年以来,南通人不仅为收集、保存、整理这些宝贵资料作出极大的努力,而且还对外地学者表现出极其热情的开放态度与无私帮助,这更使南通对于海内外张謇研究者具有较大凝聚力。南通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要保证《张謇全集》(修订本)的出版质量,因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且泽惠后世的大型基础工程。


也许是个人的偏见,我仍然坚持认为,资料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仅就中国近现代史范围而言,张謇研究的资料工作就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孙中山、梁启超等研究领域差距较大,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急需着手。臂如,谈论过多年的,在韩国、日本、美国、法国搜寻有关张謇的外文资料工作, 至今仍未见有人认真落实。张謇年谱与张謇传虽已有多种出版,但作为其写作基础的大型张謇年谱长编尚有待努力完成,希望其内容与编排都能比《梁启超年谱长编》更有所进步。张謇日记的笺注,虽经龙威兄多年苦心经营,但从已刊的成果来看,仍然不够完备并失之于过分简略。过去我曾有志于笺注张謇重要未刊函电,但亦以杂事阻隔,现今已力不从心,也希望有年轻学者承担此事。若非详加考订,就很难准确理解。如果有学者不辞辛劳,勇于编撰一部高水平的《张謇研究词典》(包括方言、民俗、礼仪、科举等), 必将为张謇研究的水平提升作出重要贡献。近些年利用电脑建立历史文献资料库已经蔚然成风。苏州档案馆率先把馆藏苏州商会档案二千余卷全部扫描上网,供海内外研究者查阅利用。我非常欣赏这种作法, 因为既节省了编辑出版之劳,又保存了档案的原生态,可供研究者作更为客观的独立分析。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最近提出“e 考据时代”,即以电脑数据库作为检索工具,然后再作选择、有重点地与原来的文本进行校勘考订。我们的用意都是提供把历史学的实证工作。与当代高科技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更加保证质量并提高效率。衷心希望张謇研究的资料工作能够朝这个科学的路径扎扎实实前进。张謇的一生内容极其丰富多彩,其思想与实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乃至市政、建筑、艺术、宗教、医药等众多方面。而从知识结构来说已近似百科全书型。研究这样的历史人物,确实需要许多学科的介入。除文、史、哲、经以外, 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城市规划学、水利学乃至戏剧、美术、医学等等,从相关理论到方法都应该加以适当运用与整合。从目前状况来说,张謇研究虽然规模与数量已略有可观,但研究方法与视角大多仍然比较单调,因此往往流于就事论事,既缺乏宏大的叙说,更缺乏深刻的阐析,其成果必然停留于较低层次。我认为,张謇研究不能消极地等待其它学科加盟,应该更为主动地走出去,与其它学科对话、沟通以增进相互理解,从而合力将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历史学者与其它学科专家可以合作的空间很大,如科学、学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城市建设、社会福利、企业管理、经济立法等等,只要付出足够努力, 必定能见明显效益。比较研究虽然已 经倡言多年, 但至今仍是张謇研究的软肋。张謇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是清末民初新出现的绅商群体之一员。需要作群体内与其它有代表的成员,如与 所谓“南张”相对应的“北周”( 周学熙) 相比较,与一江之隔,且 同时奉旨办厂的另一个状元陆润庠相比较,与其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著名绅商相比较等等。去年,在南通承办的“涩泽荣一与张謇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为中日两国第一代大企业家的比较研究开了风气,并且赢得越来越多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华中师大在涩泽荣一纪念财团和涩泽雅英先生支持下,已经成立涩泽荣一研究所,组织中日学者共同从事资料建设并逐步开展学术研究,为涩泽荣一——张謇比较研究的深化与提升提供条件。我个人认为,这种合作对于涩泽荣一研究与 张謇研究可谓相得益彰。当然,与外国早期企业家的比较研究还应该逐步扩大范围,首先是选定亚洲相关国家与地区的早期大企业家,也不排除同张謇有直接交往者( 如美国的大赉、法国的金融财团等),与张謇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深层比较研究。只有比较研究的扩展,才能促使张謇研究走出南通,走出中国,在全球视野的观照下实现真正的国际对话,这是当前各个研究领域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最后,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能还是集注于张謇学问题。对此我无新见, 仍然是 6 年前那几句老话:“张謇研究毕竟起步较晚,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 然后才有可能出现 一批真正可以传世的学术佳构,乃至一批处于国内外先进行列的张謇研究者。”只有到那时,“张謇学”才是水到渠成、名至实归。至于那时究竟是何时? 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也订不了日程表,一切都取决于众多有志于张謇研究的中外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也 有赖于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至于我本人,当然期望并乐观其成。必须认识到, 对张謇学的认可, 要取决于中外学术界的众多有识之士,决非少数“一言九鼎”者所能主观裁断。希望我上面那几句大实话能起“促进”而非“促退”作用,我已经多次宣布告别张謇研究,内心的恐惧就是唯恐成为这个领域的绊脚石。“成为萧何败也何”。人贵有自知之明,老年人更应有自知之明,千万不可老气横秋,大言欺世。至于何时张謇研究堪称张謇学?当然不会如同东坡所谓,“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请容许我鼓起勇气说句大话: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不懈努力,成熟的张謇学必将现身于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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