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张謇正是这样一位历史上少见的起自田舍的状元。起自田舍的状元，在蟾宫折桂之后，又毅然放弃仕途、投身实业的，张謇堪称绝无仅有。而他在实业救国道路上表现出的以民生为大德的理念和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更是千古不朽，足为后人之范。

那么，这与张謇的家庭出身是否有关呢？回答是肯定的。笔者从张謇著作中看到的张謇对于自己的家庭情况的反复叙述，深深地感受到用“富裕农民兼小商人”还不足以说明他的家庭出身，因为仅仅是那样的家庭，是不可能出张謇的。笔者以为，以下四个方面可以说明家庭出身给了张謇重大的影响。

一、几度兴衰

张謇的曾祖张文奎“故有资业”。虽然张謇的祖父张朝彦九岁丧父，寡母姚氏夫人却仍让他继续读书，直到姚氏夫人病危，十六岁的他从村塾被突然召回，这才由于母亲的病逝而辍学。这种情况在普通人家是绝无可能的。张朝彦成为孤儿之后，已经出嫁到邱家的长姐以为这个小弟已经“尽有母蓄”，于是引诱他参与“十张麻雀”的赌博，而事实上因为当时张朝彦见到病危的母亲时，母亲“已噤，不能处分后事”，并没有拿到母亲的任何积蓄。少年张朝彦只能用田宅做赌资，而“每赌辄负，货产以偿，不两岁即产尽”。在“每赌辄负”的情况下，足可以玩两年的资业，其可观也矣！而令这位长姐觑觎，甚至不惜使出如此下作手段以图谋取的姚氏夫人的积蓄便一定是个大数目。这个大数目的最后揭晓，是在张朝彦卖掉房子43年以后，买家“瞿（姓）得姚夫人窖银于灶下，银实以坛，上盖散钱，凡两坛，瞿顿富”。能使“瞿顿富”的两坛银子是多少，是可以想见的。十八岁的张朝彦一下子从富二代跌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这就是张謇之父张彭年后来所说的“余家自先君子少孤中落”。这样，张朝彦才落魄到被“为小瓷商于金沙场”的“东台栟茶吴圣揆”“赘为婿如子”。

然而跌入社会最底层的张朝彦并不气馁，在“嗣胤日繁”，生了七个子女之后，“虑为外家累”，迁到金沙以西的西亭，“从富人赁田数亩力耕以自给”而“岁获常不给”。他学着做瓷器生意，而且显然很快超过了老丈人，“为荷瓷行鬻之人尝十余辈”。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十九岁的张朝彦终于翻身,不但在西亭建造了自己的房屋，将偌大一个家安顿了下来，而且还让儿子上学读书。然而不幸的是，建房的第二年，他的次子“以细故误伤佣工致命”，不能不“倾家营救，借田主周氏钱”。而雪上加霜的是，此后的“道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连年大祲”，因为无力还款，“咸丰元年（1851），以宅归周”。于是，张家分崩离析，老大张彭年迁往海门常乐，老三张彭庚迁往通州城南，老二自在官司之中。张家又一次败落。

张謇的母亲金氏正是在此时与张彭年结婚，不久生了张謩、张詧、张謇弟兄三人。金氏“兄弟凡十人，家清贫，衣食常阙乏”。所以结婚时，“无盈桁之衣、半盎之粟”。张彭年继承了父亲“业田外兼货瓷”的传统，规模亦一仍其旧，在张彭年和金氏的努力下，张家又渐渐富裕起来，不仅买地建房，而且因张謇十一岁时，能“以‘日悬天上’对师所‘月沉水底’”，于次年聘请西亭秀才宋蓬山到常乐家中教三个儿子读书。宋蓬山病卒后，又命儿子去西亭从宋蓬山之侄宋紫卿学，坚持让张謇走科举之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张彭年还捐了监生。有资料显示，当时捐监的行情是八十八两银子。可见此时的张家，应该不只是一般的富裕。而导致张家第三次败落的，则是冒籍案中遭到如皋张氏与学官相勾结的敲诈。其事广为人知，此不赘述。

家道的中落，在不敌天灾人祸而又世情冷漠的社会，并不罕见。关键在于当事人如何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有的人从此一蹶不振，有的人一味怨天尤人，而有的人则并不气馁，能够直面人生，艰苦自立，重振家风。张謇的祖父、父亲显然属于后者，他们在家道败落时的态度，给了张謇深刻的教育。张謇记述自己家庭由兴而衰、由衰复兴的过程中，贫困中的张朝彦“虽贫不受人馈遗”、“不欠租，不宿债”；父亲张彭年的“虽贫不求援于富室,虽为农不降诎于有势力之人” “劳于小农商辄不暇” “节约自励，攻苦食淡，以幸免于求人”；张彭年说的“同戴三光，吾任吾力。吾不违天而谁吾诎也”，“事安能保其终不败，志士图成而已”，“从古无穷人之天也，人而情则天穷之”，“吾贫未尝愿求人”等等，无不表现出张謇对于先人人穷志不短、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赞叹。毫无疑问，张謇后来一生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发扬光大。

二、耕读传统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农民崇尚读书的传统，追求务农与读书相结合的生活方式，认为耕可致富，读可养性。然而在旧社会，这种对于务农与读书相结合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只是奢望，因为读书一要有钱，二要有时间，而他们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能在饥饿线上挣扎。据《海门市志》记载，在整个有清一代，可供贫寒子弟免费就读的“义塾”，道光初年至十一年一所，道光二十四年海门同知周维新捐资建七所，咸丰四年一所。又据《光绪海门厅图志·赋役志》所记录的上述时段的海门总人口，则分别是接近六十八万、接近七十八万和超过八十万。所以，这些并未持久的“义塾”除了显现个别有识之士的义举和个别官员的亲民政绩外，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似乎并无意义。尽管大家都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海门农民们却普遍认为“不识字有饭吃，不识人才无饭吃”，表达的当然是无奈。旧社会造成了一代又一代“开眼瞎子”的文盲，直到解放初期的扫除文盲运动开始，才扭转了这一局面。当然在旧社会，也有一些略有积余的农家需要让孩子找个老师“开蒙”，能够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于是，私塾应运而生，一些平庸的乡村小知识分子靠收取三五个小孩的学费养家糊口。张謇西邻邱先生即是。张謇说自己从五岁入邱先生塾从读，“謇兄弟脩金视他儿逾倍，邱先生倚之，虑謇兄弟他适……馆课故轻”，“十一岁止读《诗经》，试对四字，尚不晓平仄”。乃至后来的“（宋）先生检视前所读书，音训句读多误”。所以，“另有地方经董或殷富大户单独或合伙雇请名师教授子弟”。

在当时通、海地区绝大多数农民不敢奢求耕读生活的时代，张謇的家庭却显然有着耕读的传统。前述张謇的祖父张朝彦一直把书读到十六岁，当然首先是因为张朝彦的父母有经济实力。

但是，张朝彦自己却不算富裕，却还是让儿子读了很多书。张謇曾说：“是时家承中落,吾父岁十九,佐先大父田作,稍稍能给。”虽然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拮据，而一方面却还在让已经成年的儿子读书，这在当时当地绝对是个特例。后来张謇又在《述训》一文中补充道：“先君幼慧，喜读书，极为塾师静海丁先生（遗其名，诸生）所爱，而先祖恒督之治田。间逃至学，先祖必怒责曰：‘家贫口多，不耕胡食？父暴中田，而子坐清凉之屋，可乎？’丁先生为请，乃定半日读书，半日耕田，读竟《诗经》，能属七言对即止。”由此可见，张彭年上的还是“地方经董或殷富大户单独或合伙雇请名师教授子弟”的私塾；张朝彦逼迫儿子辍学，只是因为无法面对“不耕胡食”的残酷现实。张彭年的三弟张彭庚，曾为听到五岁的张謇背诵《千字文》“竟无讹”而喜；张謇的父亲谋与之谋“明年延师于家”的人也是张彭庚，张彭庚读过书是无疑的。而张彭庚晚年在常乐生活十余年间，曾向张彭年“索田二十余亩”，以《农政全书》法试种，结果是“不效，举止遂失常度”，则完全是一副不懂稼穑的书生形象了，足以证明他不仅读过书，而且读过不少书。虽然张彭年二弟张彭龄的读书情况没有文字佐证，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弟兄三人唯独老二没有读过书。

张彭年一生都是“憾幼贫不能竟读书”，因而一生追求耕读生活。同治三年（1864）在常乐“于住屋外别治一室，室外有五柳，因名仿陶书屋”，此即张謇后来在《迻簃记》中说的父亲“营柳西草堂二楹，有书八椟，题以‘自随’”，以后又“易草而瓦，且扩为三楹”。张彭年仰慕的正是归隐田园、以五柳先生自况的陶渊明。是年张謇十二岁，张彭年已认识到他“可读书”，于是开始请秀才来家教授自己的三个儿子。而张彭年所追求的儿子的发展目标，似乎也只是陶渊明式的亦耕亦读。至于张彭年本人，张謇记述说：“（先君）性爱书籍。自謇兄弟十岁后，即稍购备。恒自检其阙叶脱字，修缀写补，虽不完全之书，亦修补之。六十后，春秋以是为课……修缉之日，几唯一研一墨一笔一锥一箴一糊器，旁一烘炉，非三餐及溲便，不离坐起立。客至，口语酬答而修缉不废。”张彭年对读书和书籍的爱好，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同时，张彭年又坚持农作。有一次，张謇兄弟“请畀佃而征其租”，张彭年便教育儿子说：“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汝曹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田。”他传承的就是张家的这种耕读传统。而“其望子为士之心尤挚”。没有这样的耕读传统，张謇就不可能以大半生光阴蹉跌场屋犹锲而不舍，最终得以大魁天下；张謇也不可能有终生钟情教育和投身实业的壮举。

三、本末兼营

中国从周朝开始，士农工商成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农业是本业，手工业、商业则是末业。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尽管《史记·货殖列传》中强调过“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但重本轻末的思想始终作为主流意识贯穿着整个封建社会。张謇在中了状元之后而下海办厂，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他忽然转而投身于长期被视为末业的商人队伍时，也不能不为自己“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作出辩解。但是张謇内心里并不鄙视末业，只是为了顾及社会如何看待自己和使自己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否则他就不可能从此热衷于办实业，而且执着地为之奋斗终生。同样地，另一位与张謇同时奉旨办厂的状元陆润庠虽然创办了两个纱厂，但他热衷的还是仕途，不久又回到朝廷做官。

这是因为张謇出身的家庭就是本业与末业兼营的。最早给这个家庭带来末业元素的是张謇的外曾祖父吴圣揆。吴圣揆由东台栟茶（今属如东）的农村出来，到金沙做瓷器生意，后来又迁到海门常乐“兼治小农”。张謇的祖父张朝彦被吴“赘为婿如子”之后， 继承了吴圣揆的衣钵，一边种田，一边做生意。张朝彦真正体会到了“末业，贫者之资”的道理，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白手起家，竟不但养活了七个子女，还盖了房，让儿子读了书。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成人以后，又像张朝彦一样本末兼营。他甚至教育张謇兄弟：“审观天下大势，非农商不能自立，汝曹志之。”

张彭年认为自己是个“田家”，应该重视本业。他也要求儿子“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田”，要“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他说：“世人言田为富之终而累之始，未尝无理，而非吾同家之言也。”他直到晚年，“亦喜究徐氏《农政全书》”，与自己的三弟“谈以为乐”。当三弟按《农政全书》“依法试行，字规句摹。费重而收不逮”时，他给张謇分析其原因是“汝叔不审土性而泥守成法”，确实切中要害。他种田精耕细作，“麦豆之行，必使纵横相直，田四周雉草必洁，种树木亦然”，甚至“佣不如法，必移正之”，而且“不厌其数”。在《良农海门刘叟墓碣》中，张謇不经意的一句“叟与先君子以种树语合而稔”，透露出一个信息，张彭年很爱结交当地的种田高手，只可惜与其他人的交往没被记录下来。所以，张彭年确实是海门人所说的典型的“田精明”。

张彭年张朝彦、张彭年父子经商，并非唯利是图。他们能善待为自己“荷瓷行鬻之人”，“其无家可归而死为之殡者五十余人”，而且岁时为之祭祀。张彭年为此还交待儿子们“他日每节焚冥镪一包”。因此，佣工们对他们也信任有加。例如扬州江都西麻镇人王世麟为张彭年荷瓷行鬻十八年，临死时将“积钱百余千”全部托付给张彭年，用它“备敛葬，余为造石桥一，以名名”，张彭年“曰然。死如其言”，信守然诺。从这样的家庭走出的张謇在创办实业过程中始终表现出的诚信，在对他人教育中一再强调诚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四、乡绅作派

乡绅阶层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势力、有名望、有影响的人物构成。按照这个标准，张謇之父张彭年只是富裕农民兼商人，显然还不够乡绅的资格，但他却又有明显的乡绅作派。就像乡绅一样，张彭年往往显出“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的形象，不像普通农民那样把自已封闭在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圈子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而似乎一直作为一方民众的领头人，甚至不顾自己的实际承受能力，热心公益、慈善，自觉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

张彭年曾经捐了个监生。何时所捐，已经无从查考，但肯定在张謇冒籍案即同治六年（1867）之前。张謇在《归籍记》中记述同治十年（1871）的事说，当时孙云锦令宋璞斋解释冒籍一案时，师（指宋璞斋）言“张生父，通州例贡”，确切地说，张彭年应是例监，《光绪海门厅图志》称张彭年为监生是准确的。明清两代称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进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为监生。清代可以用捐纳的办法取得这种称号，以捐纳钱粟得为监生的，叫例监。而例贡须由生员援例捐纳。张彭年当然并非生员，否则张謇应考时就不是“冷籍”了。张謇自己说得十分清楚：“生虽世居通州，而祖父无应试者，是为冷籍”。这说明让百姓捐纳监生，只是腐败的清政府赚钱的一个手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捐了监生的张彭年，其身份却显然又与普通农民有所区别。张彭年捐监，就是乡绅的作派。

张彭年一生对于地方公益慈善事业极其关心，是他乡绅作派的最主要的表现。《光绪海门厅图志·寓贤列传》记述张彭年说：“所居濒河，手创通津有梁以十数。岁饥举责平粜，殷富慕义，输粟恐后。平居收养流亡，恤赎孤寡，抚故人子，祀故人之无后者。人以急难告，量力周之，或不给，则嗟咨累日。”我们在张謇的著作中，也可感受到张彭年的这种乡绅作派。张謇说，“先君性慷爽，贫时亦济人急，既业商稍裕，益事周恤”。道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正当张彭年和他父亲在西亭遭遇衰败的时候，张彭年“贷资附舟至上海，转商于宁波”，途中见一海门妇人“为人掠卖转鬻去宁波”，“值二十金”。张彭年竟“予鬻人值”，“挈之返，归于其夫”。当“其戚族集资归妇值”时，张彭年“卒不受”。在冒籍案“首尾已三年，家益不支”，“负千金之债”的情况下，当张謇三兄“与里中诸友商办下沙灾赈”时，张彭年竟“质衣为助，并倡捐建长乐市石桥”。光绪四年（1878），张彭年“捐助豫、晋赈”，捐款数目之大，能够让儿子张詧“得奖县丞，分发江西”。光绪十年（1884），张彭年命张謇“议散赈平粜事”。张謇曾有一段张彭年乡绅形象的很生动的描述：“先君六十后，以家事付詧，而日为乡里排难释纷，日不足则继以夜。坐上常满，遇食即食。先君为之疏析本末，别白是非，必两家告者意释而后已，不得已则出资以解之，由是诉者益众。家人厌苦供应，先君曰：‘毋然。穷人有屈抑，欲诉于能为解释之人，既自惭形秽而畏人嗔，复慑于众口而不能尽意，偶不申而归，妻子亦丧气，汝祖一生处此境。今及我之未衰，以口舌保乡里和平，亦安心之事也。’”张彭年六十岁的时候，张謇还在做幕僚，张詧则还是一介平民，张彭年当然还不够“老太爷”的资格，但他对自己的“保乡里和平”的乡绅角色的认同却已十分明确。

张謇后来常常认为自己造福乡梓，实际上是继承着父亲的遗志。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说自己“举债营先君遗言欲举之家庙、义仓、社仓、石路、石桥”，“岁终，计负债已七千余元，而所以谋竟先君志者尚未终”。其中除家庙是私事外，其他都是关系常乐百姓的义举。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海门遭受水灾后，张謇弟兄又“禀先考妣遗训佐厅同知霍邱王宾经理疏河、散赈、平粜诸事，费出私财，不足则募，又不足则贷以继之”。当然后来张謇辞官回乡，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乡绅，事业也越做越大，但其发轫于父亲的耳提面命，受父亲乡绅作派的耳濡目染，则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张謇一生的道路和事功，就是他父亲的乡绅作派早年在他心中播下的乡绅情结的萌芽、开花、结果。茅家琦先生针对人们称张謇为“儒商”一事发表看法说：“针对张謇这位具体人物说，就是当‘绅士’作官民之中介,为乡人谋福利。因此，我个人认为称张謇为‘绅商’切合他的两重身份：既表明他是近代工商业人士，又表明他是地方绅士，发扬孔孟精神，为地方谋福利，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