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区军民不仅在军事、政治方面与日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在经济、文教战线上与日伪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在地下斗争这条重要战线上，党的地下工作者英勇机智，为夺取反“清乡”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反对日伪经济掠夺

日伪把“经济清乡”（实为经济掠夺）作为“清乡”的“基点”和“最后目标”（详见一九四三年四月汪伪《清乡旬报》第五、六期合刊）之一，采用征收田赋、摊派苛捐杂税、武力抢劫、统制收买等手段，大肆进行经济掠夺。

日伪在“清乡”中每占领一个地区就立即丈量田亩，征收田赋。除征当年田赋外，还要补征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的田赋。同时还采用提高赋率、“田赋征实”等办法横征暴敛。其他伪捐伪税，名目繁多，达五十余种。对粮食、棉花、油料等，实行统制收买和运销，低价收购、高价出售，从中巧取豪夺。日伪还滥发伪币，利用伪币兑换法币，再到根据地套购物资，破坏、扰乱根据地的市场。这给群众生产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据不完统计，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至十二月，九个月中，日伪在东南地区勒索伪捐多达二亿五千多元，抢劫粮食三千六百一十七石，家禽家畜六十多万只（头）。海东区一个小商店老板，因无力缴纳“营业税”，竟被日伪丢进粪池。启西、启东、吕四三个区，有二十七人被加上所谓“抗捐”的罪名，惨遭杀害。

四分区军民采用武装斗争与各种辅助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与日伪的经济掠夺暴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对于日伪征收田赋和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四分区军民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在日伪势力比较强的边缘地区以“拖”为主。成立了“拖捐会”、“齐心会”等群众组织，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各种隐蔽斗争。在根据地中心地区则以“反”为主。有的地方则利用“两面派”乡保长，与日伪展开合法斗争。这些办法，有效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一九四四年二月，南通县亭东乡原被摊伪捐四十万元，只交二十一万元，原被摊一百六十户，实交九十一户。就是说，近一半伪捐被反掉了。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九月，启西、海中、海东举行了五次声势浩大的群众反伪捐示威行动，参加群众达三万人次，迫使日伪不敢下乡收捐。

为了反对日伪武装抢劫，广大群众疏散转移物资，坚壁清野，使日伪抢不到东西。每逢夏收秋收，各级武装部队，游击队和民兵，积极活动，打击日伪，保卫群众生产，群众夜以继日地快收、快运、快藏。广大农民和一些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地委“要切实保藏好公粮公产，爱惜政府军队公物”的号召，千方百计为民主政府、抗日部队保管公粮、布匹、钱财等，保证了抗日军政人员的就地供给。有的群众为保护公家的财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针对日伪利用伪币掠夺战略物资的阴谋，苏中行署江淮银行发行了江淮币（简称抗币），规定商店货物定价一律以江淮币为单位，税收拒收伪币，制止伪币的流入，保护了生产和正常的贸易活动。为了粉碎日伪掠夺粮食、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的阴谋，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四专署颁发《粮食管理条例》，规定不准把根据地内的大米、元麦、玉米、黄豆外运资敌，并要求农民将可种植粮食的棉田，改种粮食。政府还适当提高纱布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将所产棉花自织自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掠夺。各地还根据经济斗争的实际需要，分别不同情况，成立对外贸易运输站、公营商店、粮行，兴设了集市，严禁少数奸商与日伪勾结垄断市场。

在反对日伪经济掠夺的斗争中，各地地方武装和民兵，采取各种游击战术，捕杀下乡催征田赋和各种伪捐的“督征员”，夺回被抢物资，捣毁日伪的仓库。海东区队捣毁了悦兴镇的慈善仓（日伪仓储机构）；启西区队和民兵，一次袭击北新镇日本洋行，就缴获了大米、面粉四万多斤和大量棉花；启东区队两次打下和合镇据点里的钱粮庄；如皋大豫乡民兵多次夜进大豫镇据点，夺回了被日伪掠夺去的棉花。

打破经济封锁 保障军民供给

在反“清乡”斗争中，四分区军民粉碎了日伪的经济封锁，保障了军民的供给。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汪伪政府在苏浙皖三省和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所谓《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在“清乡”区实施《清乡地区封锁取缔规定》，妄图通过封锁和禁运，造成抗日军民供给困难，无法坚持长期斗争。

四分区军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与日伪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第一，加强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之间物资进出口管理。凡属军需品、日用必需品、电器、器材、医药用品等一律奖励，保护进口。凡粮食、耕牛、五金物品、工业原料等一律禁止出口。所有商人贩卖货物进出根据地，一律要进行登记领取货物进出准运证。进出口货物价格一律以江淮币为本位折算。南通县还规定商贩运销出口敌占区的每百斤棉花，必须从敌占区换回根据地军民必需品百分之七十以上；消费品、迷信品进口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

第二，组织人员采购、运输。机关、部队的后勤人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关系，到日伪占领的城市，采购军需民用物资。为发挥商贩的积极作用，民主政府实行低税率和税不重征的政策，使他们有利可图。并发放贷款，解决商贩的资金问题，还在政治上加以鼓励。不少商贩设法从敌占区买来了大量的民用生活必需品和军需物资。

第三，开辟地下货物运输线。通过一些统战人物的关系，在东南地区，把粮食、棉花运往上海换回军需品，通过驻在三和港、万家港沿江一带灰色部队的关系，组织商人出口玉米，到江南换回军用物资。

第四，发展、扩大战时生产。政府发放农贷，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肥料，兴修水利等困难，鼓励农民开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棉生产；在一些条件具备的地区，组织民兵基干队耕种“自卫田”，兴办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及小型工厂。这不仅帮助群众克服了生产、生活困难，而且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群众拥军拥政的政治热情不断高涨。

保障抗日部队和干部的供给，是争取反“清乡”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除农业税外，还向私人经营的花行、粮行、油坊、曹坊、香店等企业和过境的行商，征收货物产销税，以及盐税、渔税和少量的牙行税、屠宰税。由于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财税干部的英勇斗争，四分区的财政收入不但基本保证了全分区党政军的需要，而且完成了上交苏中的任务。

对农业税，苏中四专署统一规定征税（粮）标准。按土地质量分为三等，并实行累进税制，如受自然灾害或受日伪破坏减收，则酌情减免或免征。这些政策规定，充分体会了党和民主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与日伪的横征暴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更加激发了群众参加反“清乡”斗争的积极性，广大农民都能自觉、踊跃地缴纳爱国公粮。

在“一切为了反‘清乡’斗争胜利”口号的鼓舞下，四分区的财税干部，经常同游击队、民兵配合行动，活动在水陆交通要道上，挺进到近敌边缘地区进行查收，有的还到日伪据点里去向工商业者征税。一九四三年夏、秋，征收农业税期间，东南无畏乡乡财经助理员带领群众积极分子两度进入富安镇据点脚下征收公粮，顺利地完成了征收任务。吕四区区长徐瑞彬对吕四镇据点中的商人做了教育工作，使东南鱼税办事处在吕四照常收到渔税。南通通西财税干部收税，一直收到南通城周围。

四分区许多地方还开展了群众性的护税工作。在商贩经过的要道，设立检查站，组织民兵和群众协助税务人员征税。发现偷税、漏税者，分别情况给予教育或罚款。儿童团在护税工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皋县洋涨儿童团在半个月中协助税收干部缉获偷漏税款达十七万元。

广大财经干部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扬了可贵的献身精神，从一九四三年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全分区有三十一人在斗争中英勇殉职。其中，有通西财经分局主任张慎修，海东区财经分区主任王少直，紫琅区财经助理唐文华等。

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四分区军民挫败了日伪对根据地经济掠夺、经济封锁的阴谋，同时，筹集了必要的经费和粮食、布匹等重要物资，保证了部队和党政干部的给养，为胜利地进行反“清乡”斗争提供了物质保证。

反“清乡”斗争时期的文教工作

“思想清乡”是日伪“清乡”的又一伎俩。汪精卫一再鼓吹“清乡必先清心”，周佛海也叫嚷“清乡工作之根本，不仅为军事上之扫荡，抑且为思想上之斗争；不仅在治安上的确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设”。日伪在南通城出版了《江北日报》《平铎》《北极》杂志，在各县分别出版《如皋日报》《海门日报》《启东日报》。编印了各种油印小报。日伪还在南通城和各县建立“民教馆”、“农教馆”，搞“清乡宣传周”，举行“参加大东亚战争意义”、“国府收买纱布意义”、“中日盟约意义”、“保甲”、“自警团与自卫团”等为题的演讲会，并强令学校使用浸透了奴化思想毒汁的教材，竭力向群众灌输法西斯侵略理论和反共卖国的反动思想。

苏中四分区广大军民对日伪毒化、麻痹人民的反动思想、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反“清乡”斗争服务的文化宣传活动十分活跃，苏中四地委机关报《江海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正常出版和在“清乡”区内的发行。《江海报》传播党中央和上级党政军领导的指示，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报道反“清乡”斗争胜利的消息和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的事迹，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斗志不断得到鼓舞。一九四三年三月，根据四地委宣传部的决定，海启、南通县委分别出版了《东南报》《南通报》小型的油印报纸。海启县委还编印了《血腥的旗帜》等小册子。报社编辑记者和交通站发行工作人员，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克服印刷设备简陋、纸张油墨缺乏等困难，依靠群众的支持，坚持在游击环境下照常印发报纸。

反“清乡”斗争中，党十分重视文艺宣传工作，组织文化界人士、知识青年等围绕反“清乡”斗争这一主题，创作了一批大众化、民族化、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美术工作者邵宇以火烧竹篱笆为题材创作的《这里是严肃的战斗》、毛哲民创作的木刻《三冬图》，以及音乐工作者创作的《真金不怕烈火烧》《反“清乡”胜利之歌》和《“清乡”谣》等，对打击日伪，教育群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各地抗日群众还利用舞龙灯、打花鼓、荡湖船、送财神、挑花篮等民间文艺形式，以坚持反“清乡”斗争为新内容，开展了群众自己宣传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演出活动。如皋县先后成立了“海风俱乐部”、“大众俱乐部”，自编自演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日伪为了所谓“清心”，大力实施“清乡教育”。他们到根据地“清剿”、“扫荡”时，疯狂毁坏学校校舍，焚烧教科书，破坏教学设备，强迫教师填写登记表格，迫害、拘捕抗日爱国教师，致使一些学校停课，学生失学。在其占领区，日伪网罗汉奸，强占学校，推行伪化教育，毒害广大青少年。

早在反“清乡”斗争准备阶段，苏中四专署给各县发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指示和形势教育大纲，号召教职员积极准备反“清乡”，坚持抗战教育，反对妥协投降。为了加强抗日爱国教育，苏中行署编印了“抗战课本”，四专署及各县政府也编印了补充教材。党和抗日民主政府还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尽力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

四分区广大教育工作者，忠实于抗日民主教育事业，依靠群众，在反“清乡”斗争的险恶环境中，开展“游击教学”。他们打破了固定的正规的教学形式，把学校办到群众中去，教师不仅教育了学生，而且学会了做群众工作。一个学校就是一支宣传队，广大师生积极配合反“清乡”斗争，开展了各种宣传教育活动。著名的南通师范在老教育家顾怡生亲自主持下，一直坚持在启东海复镇附近进行游击教学，南通县中学在四安温家桥，东南第一所民办明德补习班在启西区，坚持教学都从未间断。在东南地区，坚守在教育岗位上的小学教师有四百七十五人，培养毕业的中小学生达一千九百余人。在“清乡”边缘地区，爱国教师为抵制伪化教育，准备了两套教材。平时坚持用“抗战课本”施教，汪伪编的课本则用以应付“清乡”人员的检查。

在反“清乡”斗争中，党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四地委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组织工作的决定》，指出“组织知识分子到抗日反‘清乡’阵营中来，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一个工作”，要以此“壮大我之力量，保证坚持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各级党组织，认真培养和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对于暂不具备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则组织他们参加教抗、学抗、学生自治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开展各种学习研究活动，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同时，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组织他们向日伪开展攻势，进行各种社会工作和宣传工作，发挥他们的专长。不少知识青年，在党的教育帮助下，冲破日伪封锁，投奔到苏中公学、四联中学等校学习，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敌占区的地下工作

敌占区的地下斗争，是根据地公开武装斗争以外的另一条重要战线。它通过隐蔽斗争的形式。积极配合根据地的斗争，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日伪“清乡”的指挥中心南通城，由四地委秘密工作部部长谢克东领导，建立了严密的地下组织，积极地开展了各种斗争。在其他敌占城镇和据点，党组织也派出地下工作者从事各种秘密工作。这些地下工作者，有的打入日伪特务机关和“清乡”机构，利用合法身份搜集政治、军事情报；有的打入伪军部队，进行抗日宣传，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伪军反正；有的深入群众之中，宣传、组织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发展党的组织。由于他们英勇机智的斗争，日伪的“清乡”计划、部署，军事行动、兵力配置等“机密”，基本上都为四分区领导机关所及时掌握。

在南通城，打入汪伪特务机关的共产党员马世和，打入汪伪“清乡”机构的共产党员林克，一面利用合法身份搜集情报，一面做群众工作，把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如皋（东）的掘港镇，秘工部领导的地下党员，联系部分群众，组织了“寒星社”，秘密出版油印刊物《寒星》，对敌占区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海启，地下党员打入了伪政工团分团团部和伪海门特区公署。当时，曾有一包党内文件落入伪政工团手中，地下党员根据四地委秘工部指示，将部分机密文件抽出销毁，使党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党的地下工作者，还采取各种办法与伪军接触，进行宣传、教育，使一些伪军认清了形势，不再为日伪当“炮灰”。丰利区的敌工科科长，通过伪组织上层人物的关系，获得不少军事情报；石港镇的地下工作者，争取了一些伪区公所人员，暗中为日军做事，使根据地的干部能够比较方便地出入据点，进行抗日活动。

在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对日军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苏中区党委敌工部门在日军反战组织的协助下，编印了日文传单，通过地下工作者秘密散发或张贴，有时还把宣传品散发到日军驻地，激发日本士兵的思乡、厌战情绪。

党的地下工作者，积极开展敌区的群众工作。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壮大进步力量，扩大党在敌占区的影响。南通城的小学教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要求学校经济公开、尊重教师人格的斗争。一九四四年春，又进行了要求增加薪金的罢教斗争。唐闸工人地下党支部领导工人于一九四四年的端午节和中秋节两次举行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一九四三年底，南通城的党组织发动组织公立中学、女子师范、南通中学的学生，捣毁了张北生等汉奸庇护的名为戒烟（指鸦片、吗啡之类的毒品）实为贩毒的“戒烟所”，打击了以张北生为首的汉奸势力，进一步扩大了日军和伪军之间的矛盾；同时，锻炼了青年学生，一批学生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有的参加了地下党组织。

南通城及四分区各县城镇的地下党组织，以根据地的抗日力量为后盾，在敌占区进行了大量工作。战斗在日伪心脏里的地下工作者，出生入死，无私无畏，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有的地下工作者，身份暴露以后，在日伪的屠刀面前，坚贞不屈，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