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活动逐步恢复

抗战爆发后，南通各界自发开展救亡斗争，驻南通的东北军111师中共地下党组织了抗日义勇宣传队。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重建，刘晓任省委书记。上海沦陷后，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分子奔赴抗战前线，同时，江苏省委着手领导上海邻近广大敌后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给刘晓的指示》中指出，要“有计划的从城市中征调得力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担任领导游击战争等工作”。同年5月14日，书记处在《中央关于加强乡村游击战争和创立游击根据地问题给江苏省委的指示》中指出：“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的根据地”，“应该不断的有计划的从中心城市中派遣优秀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到各地乡村中去工作，首先应该派他们到各种武装组织中去，以加强城市乡村的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从1938年春天起部署对江北的工作。

1938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茅珵以抗日爱国分子的身份到江北，做争取国民党部队抗日的工作。茅珵通过同乡的关系，到国民党南通县县长彭龙骧的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任政训处主任。

与此同时，江北南通一带由于十年内战时期党组织遭到破坏而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他抗日爱国分子，也在积极寻找党。国难当头，他们把领导南通人民抗日斗争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先后去上海联络的有南通县的单仲次、顾民元等人。顾民元找到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学运工作的黄文荃，还找到胡愈之、张宗麟创办的实际上受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复社，与在复社工作的中共党员吴佐成取得联系，提出了请党组织派人到江北领导抗日斗争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了解江北地区的情况，江苏省委1938年夏派吴佐成到南通一带实地调查研究。省委经过慎重的考虑，作出了成立中共江北特委、开辟江北地区工作的决策。

江北特委的建立

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江北特区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省委指定唐守愚任特委书记，陈伟达、吴佐成为特委委员。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登代表省委具体领导特委的工作。

江北特委建立后，张登召集特委成员开会，交待了工作任务。不久，特委成员先后离开上海，到达南通县金沙镇，以到苏北参加抗日救亡的名义，住在爱国青年姚溱的家里。

金沙镇原是南通县中部地区一个大市镇。南通城沦陷后，国民党南通县政府和县党部迁至该地，一批抗日爱国分子也集中到这里。作为县治临时所在地，整个1938年秋冬，充满了临战前的紧张气氛。金沙区区长俞国澄思想开明，积极主张抗日；姚溱的父亲姚味香是南通县政府教育科长，在地方上颇有名望，这些都给江北特委提供了良好的掩护和开展工作的条件。

在金沙姚宅，江北特委成员举行了会议。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确定特委的工作方针、任务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下，积极参加武装斗争，尽可能掌握一些武装力量，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建立由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同时，争取国民党部队和地方上的抗日进步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并适当发动改善群众生活的合法斗争；在斗争中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江北特委的活动

江北特委建立之初，仅有少数几个从上海到江北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力量相对比较弱小。当时，虽然共产党的主张、言论可以公开，但党的组织还不能合法存在，面对这一复杂的局势，特委通过合法手段，开始了初创时期的艰苦斗争。

1938年8月，特委成员到达金沙后，唐守愚即对国民党南通县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开展工作，与姚味香、俞国澄建立了合作关系。唐守愚等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他们信任。这样，唐守愚等特委领导成员和从上海来的一批干部，不但在南通县找到了立足之地，而且姚宅事实上成了江北特委的驻地和联络机关。特委还通过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机关报——《新通报》的主笔李俊民等，在报纸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联系团结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唐守愚培养、发展了金沙区的爱国青年姚溱、赵琅、单仲次、郭葆全入党，建立了党支部，由赵琅任支部书记。唐守愚还协助金沙区政府建立了一支由姚溱、赵琅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在金沙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特委建立不久，就在金沙创办了《大众周刊》。《大众周刊》除了刊登结合江北实际的有关抗日救亡斗争的报道、时评外，还转载共产党领导人及抗日爱国人士的讲话和文章，以及反映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的特写、报道等。《大众周刊》是以在上海登记、迁江北出版的名义取得合法地位的。它以迥异于国民党报纸刊物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传达了党的声音，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特别是在南通地区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特委建立之后，为了迅速发展抗日进步力量，扩大党的影响，根据当时集中在各地方杂牌武装中抗日进步分子的要求，先后派人去特务总队、抗战支队、保安一旅、保安四旅、保安五旅、常备八团等部开展工作。特委在这些部队中，一方面争取、控制了一部分武装，使其成为真正抗日的队伍；另一方面，通过掌握部队政训部门的领导权，在部队官兵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另外，还以部队政工队的名义，在产业工人、盐渔民、农民、中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中开展民运工作，建立了一些党的地下基层组织。

江北特委工作的结束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苏北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头子韩德勤调兵遣将准备和八路军、新四军较量一番。在这种形势下，属于国民党的抗战支队支队长吴卫久也加强了对抗战支队的控制。三四月间，抗战支队改编为苏北游击第二纵队（习惯上仍称抗战支队），吴卫久从泗阳带来的队伍编为第一支队，吴兼支队长。其它编为第二支队，梁灵光任支队长，洪泽任支队政训处处员。二支队下辖两个大队五个中队，陈伟达任第二大队长，四个中队中均建有党的组织。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江北特委采取了应变措施。3月，特委委员赵毓华在南通县四安镇的陈家酒店开设了公兴百货店，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与江北特委之间的秘密联络机关，接待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到江北来工作的干部，联系通如海启地区的党组织。在抗战支队及其它国民党部队工作的政工人员近40人，也集中到马塘南街进行学习、休整。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具体安排：约半数队员留在抗战支队，随部队行动；其余的，一部分转地方工作，少数队员暂时回家隐蔽。同时在马塘建立留守处，处理未了事宜。顾尔钥任留守处支部书记。

1940年4月，韩德勤电令苏北游击第二纵队（即抗战支队）北上泗阳地区，阴谋调抗战支队去参加对新四军、八路军的反共摩擦。为了决定特委所控制的部队和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抗日进步分子的去留问题，江北特委在马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根据苏北形势的变化，研究讨论了三种方案。第一方案是把所控制的部队留在原地坚持打游击；第二方案是把部队拉到新四军那边去；第三方案是随抗战支队北上，相机行事，举行阵前起义。经过分析比较，大家认为第三种方案虽不理想，却比较切实可行，会议倾向于按照第三种方案行动。于是，由唐守愚将特委意见报告了江苏省委。不久，省委同意了第三方案。

这时，江苏省委决定唐守愚调省委工作，同时因为陈伟达、洪泽将随抗战支队北去，于是调整了江北特委领导成员，由赵毓华任江北特委代理书记，钟民、周一峰任特委委员。

江北特委调整不久，根据江苏省委的决定，崇明临时工委划归江北特委领导。1940年9月，鉴于崇明回旋余地不大，陈国权、韩念龙、茅珵等率领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撤到通海地区，以通崇海启人民抗日总队的名义在桃园镇、三星镇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江北特委代理书记赵毓华在桃园镇附近接应了崇明过江的部队，并召开了干部会议，向崇明部队的干部介绍了苏北敌后的形势，通报新四军即将东进抗日，要求他们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江北特委调整后的主要工作，是为迎接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作准备。1940年5月，赵毓华和原江北特委书记唐守愚到达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向部队领导人叶飞和苏北特委书记韦一平等介绍了通如海启地区的形势。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江北特委的关系交给中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分委领导。七八月间，挺进纵队派侦察参谋谢友才随赵毓华到唐闸、石港一带侦察敌情和地形。随后根据陈毅的指示，江北特委机关转到如西，钟民、周一峰等特委成员和一批党员骨干，先后到达如皋西部的卢港，赵毓华到了黄桥。这时，由于新四军在如西一带已经站住了脚跟，建立如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也为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创造了条件，江北特委作为党的秘密领导机构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是，上级决定，江北特委撤销，同时建立如皋中心县委。

江北特委作为江北南通一带党的地下领导机构，在开辟苏北沿江，特别是通如海启一带的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委的建立，使通如海启地区的党组织在中断了五年之久后，得以重建和恢复，到1940年8月，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和党的基层委员会，党员人数达到150余人，特委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地下斗争、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重大方针、政策，在工人、农民、盐渔民、妇女和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启迪群众思想，建立抗日群众组织，领导、推动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在通如海启地区再一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特委通过对开明士绅、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团结了进步力量，孤立了反共顽固派势力，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委在国民党地方部队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团结、教育了大批官兵，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同时通过政工人员转入部队工作，直接掌握、控制了部分武装。当然，由于国民党限制“异党”“异军”的政策，顽固派蓄意制造摩擦，以及缺少有武装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使武装工作不论是改造旧军队还是独立发展党领导的新部队，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还遭到一些挫折。总的来说，江北特委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工作，为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和平进驻通如海启地区，为各县县委的重建以及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在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创造了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发现、培养了一批经过艰苦斗争考验、素质较好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