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淮银行的创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大江南北抗日游击战争局面迅速打开，抗日民主政权陆续建立。为了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和调剂解放区内的金融，以适应战时发展经济的需要，军部决定建立由军部直接领导的华中一级独立自主的金融机构——江淮银行。该行实行四级制：即军部设总行，各军区设分行，各军分区设支行，县和行署设办事处，统辖苏皖解放区的金融事业。它的任务：一是发行货币，抵制伪币侵入，调剂社会金融；二是代理金库，管好革命财产；三是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银行业务。

在筹备过程中，参照旧银行资料，结合解放区情况制定各项制度和章则，并从抗大五分校女生队抽调三四十人，进行会计专业培训。1941年4月1日江淮银行在盐城正式成立。行长由军部财经部长朱毅兼任，副行长由财经部副部长李人俊、军区供给部长骆耕漠兼任。总行设一室三科一库，即秘书室和会计、营业、总务三科及金库，共50余人。开办了金库，办理存款发放贷汇兑等业务，钞票因印刷较迟，未及发行。

1941年6月15日于如东栟茶镇（当时属泰东县）成立江淮银行苏中分行，行长李人俊（兼）未到职，由四分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范醒之主持日常工作。后又在李堡设立江淮银行泰东县李堡办事处，随后范醒之又率领一部分人去掘港镇，在四分区金库的基础上，组建成立江淮银行掘港支行。分行和支行办事处都代理金库并办理存、放、汇业务。因时间短，业务未能得到开展，只在同年7月份用间接方式办理往上海的汇款，其他各县未及建立银行。

1941年7月20日，日伪大举向盐城进攻，江淮银行总行随军部撤出。至7月底，形势仍然紧张，总行难以恢复工作，遂宣告撤销。

同年8月13日，日伪军由盐城返回苏中进行大扫荡，军区及分区撤离栟茶与掘港等城镇，江淮银行苏中分行、掘港支行、李堡办事处全部撤出。银行业务随即停止。

二、建立苏中军区和苏中行署领导的地方性江淮银行

1942年，日伪为了巩固其对经济、政治、军事中心——南京、上海的统治，加强控制苏皖，在城镇集市遍设据点，封锁水路交通，把苏、皖分割成几个小块，使军民来往不便。军部根据这一情况，发出指示：“暂不设华中一级统一的银行，各军区可设立自己的地方性银行。”据此，新四军一师和苏中军区于1942年决定建立苏中江淮银行。分三级，总行受一师和苏中军区及苏中行政公署领导，军分区和专署所在地设支行，县和行署设办事处。初时，总行行长仍由朱毅兼任，直至1945年，续由陈国栋兼，副行长管文炳。同年9月，由管文炳任行长。

三分区建立江淮银行第三支行，1942年由财经处长兼任行长，1943年由季凯兼任行长，金库主任为黄玉明。

四分区建立江淮银行第四支行，由财经处长宋季文兼行长，副行长是金库主任陆慕云。1943年3月由财经处长肖朗兼行长，副行长赖畅茂（兼）、马一行（兼）。1943年11月，财经处长马一行兼行长，1944年财经处长副处长金逊兼副行长，直至归并华中银行一分行。

1943年4月，日伪对四分区实行“清乡”，抗日民主政府作了高度精简，实行一元化领导，江淮银行四支行并入专署财经处；各县未设银行，由县财经局代理。

三、江淮币的发行及与伪币、法币的斗争

（一）、江淮币的诞生

1941年6月，汪伪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劵”，但人们不信任，无法下乡，只能在据点里流通。因法币（193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下同。）根深蒂固，人们信任它，日伪不敢贸然禁用，只得同时等价流通。解放区仍以法币为本位币，城乡都可以流通。日军见法币既可在解放区采购物资，又可在上海、香港等地换取外汇，向外国采购军需物资，便大量吸进法币，使解放区货币流通量不足，影响商品流通。解放区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法币外流，防止敌人套取外汇，并缓和解放区内货币流通量的短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租界内中外银行都被日军没收，上海港成死港，法币的外汇作用随之消失，国民党已无力与伪币作斗争。1942年3月29日，汪伪宣布法币贬值30%。到6月21日又宣布：苏、浙、皖三省禁止法币流通，并以2:1之比价限期调换“中储劵”。一方面强制推行伪币，加强伪政权的统治力量；另一方面用调换来的法币，投入解放区市场，以操纵金融物价，进一步掠夺人民的劳动成果。南通地区紧邻淞沪，首当其冲，受害最深。

伪币发行后，日伪依仗军事力量和利用占领城市是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的优势，将伪币渗入到游击区。日伪滥发伪币，引起通货膨胀。1942年4月，通如地区每斤猪肉涨至8元，而紧邻的盐阜地区仅3元多，相差一倍有余。商人为盈利，大搞贩运，一度出现伪币由南向北，而物资则从北向南大量外流的情况，削弱了我苏北农村抗战的物质基础。

货币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媒介物，既起价值尺度作用，又是支付和流通的手段，谁掌握它，就为谁服务。因此，它既是工具，也是一种武器。新四军初到苏北，没有自己的货币，在建立政权开展经济斗争中往往受制于人。

中共中央财经部早已洞察这一局面，于1942年2月5日发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迅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和辅币等。苏中区党委于同年10月24日发出《关于敌汪伪排斥法币及我根据地发行抗币的决定》。从此，江淮币（亦称抗币）宣告诞生。从1942年冬至1943年春季，南通地区共投放江淮币101万元（农贷34万元，财政经费开支27万元，兑换出40万元），在群众缴纳赋税时又回笼进来，故进入市场流通的为数很少，但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

（二）、江淮币在斗争中成长

苏北地处敌后，又有敌对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盘踞一侧，环境险恶。江淮币诞生后，就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成长。

第一，与伪币作斗争。伪币是抗币的主要斗争对手。1941年，抗币还未诞生时，抗日根据地即绝对禁止伪币流入。对流入伪币少则没收撕毁或盖上“汉奸票”印记，使其不能参加流通；对使用量大者则以汉奸罪惩罚。因此，伪币不能下乡。1942年后，日伪依仗军事力量，增设据点，盘踞一部分农村，使伪币流通地区扩大；同时，因日伪还控制着城市商品流通主要渠道，随着棉花、盐、粮、猪、油等的销售，伪币通过物资流转扩展，渗入到抗日根据地，夺取了部分货币阵地。对于伪币的这种渗透，法币无力抵抗。当时，抗币数量虽很少，却因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成为敌人的眼中钉。汪伪对持抗币者即视为新四军或亲新四军者，加以逮捕毒打，有的甚至遭枪杀，迫使人们不敢使用抗币。但人民爱护抗币，冒着被烧房杀头的危险，保存着抗币。

1942年12月1日，苏中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加强货币斗争与贸易管理的指示》后，四分区进一步加强了反伪币的斗争，主要做了下面几项工作：开展宣传攻势。大力进行爱国主义和形势教育，坚定人们抗战必胜，日伪必败的信念；宣传伪币将成为废纸，拒用伪币是利国利己的爱国行动。在“清乡”区内还配合武装，突入集镇召开群众大会，晓以抗日救国大义，提出：人人要为抗战作贡献，排除伪币是每个中国人应尽之责，从而使伪币退向敌伪大据点。加强对盐、棉、粮食等主要物资的管理，统制运销。在“清乡”区内，教育群众“物资是个宝，存钱不如存货”，并限制投机商贩下乡收购。有条件的地方，鼓励人们将物资运到解放区交换，减少伪币流入。将盐、棉、粮等主要物资与抗币联系起来，采用抗币计价，提高抗币价值尺度的威望。在“清乡”区外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抗币为本位货币，“清乡”区内游击中心区也逐步实行以抗币计价，摆脱伪币的控制。

限制伪币流通的主要办法有：一是从票面面额上限制。随着伪币的贬值，票面不断增大，从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到日军投降前夕，已发行1000元面额的钞票，凡发行新的大面额伪币时，即限制流入抗日根据地。1945年初对100元伪币禁止流入，500元的绝对禁止流入；8月份即绝对禁止1000元面额的流入，违者没收、处罚。二是从数额上加以限制。凡携带伪币作为路费或零用者，允许入境，多者则处罚或没收；1945年，规定老解放区不准带入伪币，进行兑换或封包寄存，使伪币龟缩到大据点内。三是用比价进行限制。1942年至1943年间，伪币大流行，日伪压低法币与抗币的价值，比价在1:1以下，随着斗争不断取得胜利，而伪币又不断贬值，则采取比价斗争（见下表）。

抗币兑换价格的不断升值，既保护了解放区人民利益，又限制了伪币的流入。四是流通地区的限制。1945年随着军事政治斗争的胜利，“清乡”区外的抗日根据地完全禁止伪币流入，对已流入之伪币，进行登记封包，限期出境换回物资，违者以破坏金融论处。“清乡”区内，继续打击伪币信用，使人们认识伪币之危害，积极抵制使用伪币，使之不能流入我中心区。并施加压力，把伪币从北向南退向敌伪占领的大据点中去。

第二，与假票作斗争。江淮币纸质平常，印刷技术水平也较低，敌人容易仿造，以假江淮币来解放区搜括物资、破坏金融物价、破坏抗币信誉，因此反假币斗争也是货币斗争中的重要内容。抗币发行不久，1943年即发现假票。1945年日军投降后，东南行署为解决抗币筹码不足，发行本票5万元，发行不久，就发现了假本票。1946年，江淮银行已改组并入华中银行，仍发现假江淮币扰乱市场。针对印制假票的阴谋，苏中行政公署和各地专署、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1、广泛开展宣传，动员投入反假票斗争，并建立“假票识别所”，培训反假票人员。2、将真假票的区别予以公告，帮助人们提高识别能力。3、组织群众查缉假票，严禁假票流入解放区。4、制定反假票惩办条例，对制造或私自带进者严加惩处，使其有所畏惧。对发现假票和查获假票者给予奖赏。当每次发现假票时，必穷追猛击，狠狠处治，所以假票虽多次出现，均得到及时扑灭，对发行江淮币未造成太大影响。

第三，与法币的联合和斗争。在抗日战争期间，抗币与法币，既有联合，又有斗争。而联合是暂时的，斗争是一贯的。与法币联合的四个因素：1、法币从1935年起即被国民党政府定为法定本位币，人们使用它已成传统习惯。2、国民党政府还在抗日，为共同抵制伪币，必须与法币联合。3、抗币发行数量不足，当市场需要货币时，打击了法币，反给伪币以可乘之机。4、法币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还能购物，因而可起外汇作用。1943年后虽然伪币占了绝对优势，但法币尚有一定实力与之相对抗。

法币本身也有明显的弱点：1、国民党政府用发行法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形成通货膨胀，给人民造成灾难。2、国民党政府迁至四川重庆后，与苏北敌后相隔甚远，法币失去经济基础的支撑，软弱无力。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完全被日军劫收，苏北地区的法币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由于以上因素，苏北地区的法币逐步变成伪币的附庸，助纣为虐，在此情况下，就必须与它展开斗争。

具体方式是：1、采取部分限制办法。1942年，停止中国农民银行钞票在解放区流通；1944年6月，停用1936年以后印制的法币，只准6种钞票流通，这样限制力量大量法币流入根据地，扩大了抗币的流通阵地。2、南通“清乡”区内曾是伪币的阵地，1944年下半年游击中心区反对伪币，但抗币很少，又常受敌伪骚扰，群众不敢多接受抗币，一切商品交易仍用法币标价，便以法币为基准，使其摆脱与伪币的关系，共同抵制伪币。3、因法币不断贬值，为保护人民利益，经常适度调整比价，控制法币流入，减少人民受法币贬值之害。4、1945年起，南通“清乡”区外的老根据地，开始排除法币，而以抗币为法定货币，作为一切商品标价和往来结算的计算单位。

抗币与法币比价情况表

四、江淮币发行种类

江淮币在复杂斗争中成长起来，由于筹码不足，决定同时发行本票，并批准三、四支行发行流通劵。苏中各县也发行过江淮币的本票。

江淮币发行种类

江淮币本票发行种类

在南通地区发行的江淮银行流通卷、本票

五、代理金库

金库由银行代理后，银行协助财政管好、用好财政资金，保证军队、机关的供给。1943年在整顿财经纪律时，银行还与财政税务等部门密切配合，规定了税款解缴时间、数额等办法。凡需从金库支出款项，银行执行凭苏中或分区支付通知书支付的制度。特殊情况下确需立即支出资金，在对象、用途、额度等方面也作了明确规定，银行可视情通融处理。由于银行把好关，使财政制度得到认真执行，收入有保证，支出有监督，全分区财政情况不断好转，增强了抗日力量。

六、江淮银行的金融业务

（一）、贷款

农贷是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每年冬季搞“三冬”运动时，将它列入“冬耕”运动的中心一环。1941年根据地建立不久，财政极度困难，但还挤出钱粮发放农贷。

发放农贷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缺少的资金或物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使农村物资丰富，从而增强抗日力量；同时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加强集体观念，走团结抗日，共同富裕的道路。

农贷发放组织：分区将农贷指标分配到县，再分到区，以区政府为主体，会同区农抗会、工抗会、教抗会、区队部、区参政机关或开明士绅组成农贷委员会，主持全区农贷分配、保管及监督发放等工作。乡成立农贷小组，协助区农贷委员会发放农贷。

农贷发放对象：在抗日战争中遭难或生产困难之民兵、抗日军人家属、工农抗日干部为主，以及有组织的对象或如合作社、伴工队等，禁止贷给地主富农和地痞流氓。

发放手续：先进行借贷资格审查，由乡、区农贷小组及农贷委员会以会议方式进行民主鉴定，凡合格的农民可直接申请，分别由农抗会及民兵组织办理集体的保证书手续便可领取，也可集体购买实物分发。

农贷用途：必须保证全部用于生产，首先是直接用于农业生产，如购买肥料和购置农具。其次是使用于农副业方面，如饲养、纺纱、织布和其他小手工业等。个别地区春荒严重时，可放青苗贷款。如发现贷款不用于生产者，立即收回，并停止其贷款权。

在清理陈贷时，把贷出与收回区别开来，不得借口旧的不还，新的暂不发放，以致贻误农时。同样不得因发放新贷，放弃清理陈贷。要求农贷放得出，收得回，周转使用，不断发挥支农作用。

从1942年起至1945年，全区每年发放农贷二万石公粮，分给各县的为1.5万石（见下表）。（从1944年起各县收回的陈贷可继续发放，不在1.5万石计划内）。

除农贷外，还举办以下几种贷款：（1）移民贷款。为了解决新移民的生活困难，发放小额贷款供他们坐贩运盐、棉，从事手工纺织和制造蜡烛、肥皂等小本经营的资本，促其自力更生。（2）大生产运动贷款。1942年后，部队、党政机关、学校都开展大生产运动，银行给予贷款，作为生产基金。（3）黄花鱼贷款。沿海一带渔民，每年春汛要出海捕捞，修船、制网和购买渔需物资耗资很大，过去均向渔霸贷款，遭受剥削甚重。为了发展渔业生产，减轻渔民负担，由银行贷给，一般春借夏还，短期周转。（4）小额工商贷款。是对集镇工商业的贷款，扶持他们搞好经营，活跃市场，方便人民。

（二）、汇兑

没有全面开展，只限于办理军政人员的委托，企业来往业务较少，主要承办上下级经费划拨和钱款上缴等。

（三）、外汇业务（指对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划拨往来）

由于大部分城镇为日伪所占领，商品流通渠道掌握在敌人手里，而江淮银行和江淮币，在日伪或国民党统治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遭到禁止，不能直接通汇。但江淮币在抗日根据地具有物资依托，价值作用不可抹杀。随着物资流转的扩大，外汇业务也就得到开展。根据地出口、进口物资，除通过货管部门进行以货易货外，还采取和商贩联系，由他们将伤害等地银行、钱庄的款项，划到解放区附近的银行、钱庄，兑换抗币向解放区购买物资，也可由解放区附近的银行、钱庄开出“申票”，由上海地下党去支付使用，这是一种间接的汇划办法，对解放区输出物资或采购军需民用物资起了很大作用。

附录一

江淮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名录（1942~1945）

行长：朱毅、陈国栋、管文炳（曾代理金库主任）、闵之

秘书：邓克生

行员：麦洁红、臧文、蓝晴、叶守进、薛亚颐、张亦鸣、谢伟英、刘蔚、曹文相、许希平、王真、王剑虹

附录二

江淮银行第三支行工作人员名录

行长：季凯

金库主任：黄玉明

行员：杨铭馨、陆振东、赵新吾、赵介吾、戴文忠、吴令娴、朱敏玉、张震

附录三

江淮银行第四支行工作人员名录

行长：宋季文、肖朗、马一行

副行长：陆慕云、赖畅茂、马一行、金逊

金库主任：陆慕云、姚惠滋

行员：臧文、许希平、陈钧、张惠发、方晓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