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3月17日，日军5000多人从姚港登陆，侵占南通城，在城郊、新港镇、德兴镇、麻虾子榨等地制造了一系列血案、惨案。27日，盘踞通城的日军指挥部派竹林高桥小队30余人侵入金沙镇，接着北犯骑岸，东窜二窎，继而进犯石港，直至4月24日撤走。8月日军再犯金沙。12月22日，日军又派二木恒夫中队100余人侵驻金沙镇，再从金沙镇分兵侵驻其他集镇。

日军在南通城内网罗了一批民族败类，建立汉奸组织“南通地方治安临时办事处”。1940年3月，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伪“南通县政府”，日伪沆瀣一气，犯下累累罪行。1943年3月，日军与汪伪精心策划，准备实行残酷“清乡”，企图凭借军事上的优势，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各种力量，采取军事“清剿”、特务破坏、政治欺骗、编查保甲、策动自首、训练壮丁等手段，对抗日军民实行全面进攻。日军从苏南太湖地区调来第61师团（即小林师团）菊池联队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计3000余人，接慧原混成旅团第52大队防务，并作为“清乡”机动兵力。师团长小林信男任苏北“清乡”地区日军最高现地指挥官，指挥部设在南通城，以南通县为“清乡”中心，4月，伪“南通县政府”改称南通特别区公署，治所设金沙镇。4～10月，日、伪军大举“清乡”期间，山本大队侵驻石港镇等地，山本大队长率机动队在南通县通中、通西地区进行机动“清剿”。日伪“清乡”期间，南通县遭受了最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日军的侵略暴行，激起南通县军民的奋起反抗。抗战初期，国民党各派武装曾对日军发动了几次战斗，造成我方较大伤亡。1938年8月，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成立，在通如海启组织统一战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组建抗日武装。1940年11月，由共产党领导的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梁灵光在北兴桥接管了国民党南通县政权，管辖活动范围绝大部分在现通州市辖区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通县抗日军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除有力打击日军外，也惩处了许多汉奸、伪军政人员和趁战乱为非作歹的恶霸土匪。同时南通县军民为抗击日伪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日军侵占南通城后，在城郊修建有简易机场，可停机10架。日机经常出动扫射无辜群众，随意投掷炸弹，造成民众的伤亡和财产损失难以计数，经调查有记载的伤亡10人以上的轰炸有4次。

1939年6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石港镇，投下12颗炸弹，炸死居民21人，炸毁民房13间。8月7日上午9时许，日军两架轰炸机在三余上空投弹12枚，先后有7枚炸弹分别在泰济公花粮行、姚恒鼎店对面、三厂收花处以及电灯厂北面等地方爆炸，炸毁房屋几十间，死伤百姓50多人。1942年8月14日下午1时许，日军飞机在石港镇上空自北向南，一路投下10颗炸弹，一弹落陈志摩家，陈被炸得骨肉纷飞，身首异处，头落在源福酒店内，一弹落丁松家，丁松夫妇、儿媳（有孕）均被炸死……此次民众死亡15人。1943年5月13日，日机轰炸石港，炸毁民房11处，炸死15人。

日军侵占南通城，继而侵占金沙等地。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日军侵占南通城不久，即向北进犯，“平潮镇各店户均遭洗劫。还将小便倒入饮水井中，大便屙入煮饭锅内，见犬枪杀，以取乐示威。尤其见到妇女，即作猥亵形态，甚至强奸。河东一沈姓妇女率女儿、媳妇避居乡间，回家取物途中与日军遭遇被追赶。媳妇怀孕足月，又手抱3岁小孩，跑得筋疲力尽，投入河中；女儿也投河身亡。日军又连续几晚空袭，炸死1老人、2小孩，并有数人受重伤。”

至1941年底，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拉长，人力、物力需求骤增，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掠杀愈加频繁和疯狂，在南通县每星期进行一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每半个月进行一次千人以上的大“扫荡”。1942年9月25日，日、伪军在谢家渡战斗中惨败。月底，日军12混成旅团长官南浦纠集日、伪军1300余人，对二窎、三余、杨港等地进行报复“扫荡”，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政策，群众数百人被杀戮，二窎镇及其周围地区的房屋几乎化为灰烬。

1943年4月至1944年10月，日、伪军进一步实行了残酷的“清乡”。惨无人道地集体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是日、伪军的惯用手法，他们甚至以杀人取乐。南通县地处“清乡”的中心，日伪采取梳篦、拉网式的战术，由西到东南，几十路向通中、启海等中心区分进合击，不分日夜，反复搜剿，增筑据点。

经过6个月的“清乡”，日、伪军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不甘心失败，9月底，日酋小林和伪南京政府“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到南通“视察”，又密谋策划了“延期清乡”3个月的阴谋。10月7日，日军大队长山本率机动“清剿”队，从石港据点出动，首先对通中、通西地区进行“延期清乡”。9～21日，“仅在同乐、华芦、严灶、沈家店、唐洪等地就捕捉群众560人，其中480人惨遭日伪灭绝人性的杀害，什么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10月23日，山本机动队在石港镇土山脚下，用马刀砍死群众23人，割下人头装在竹篮里示众。最后一孕妇极力反抗，被日军用马刀捅腹而死。”

在“延期清乡”期间，由于汉奸的出卖，敌人在南通县中心区“扫荡”，“一次抓去壮丁5000余人，杀害群众数百人，奸淫妇女1000多人。另据三余、余西、金沙、骑石、西亭、汇通等区的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群众有1552人。”

1944年初，日伪又搞“高度清乡”，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尽管日伪势力每况愈下，末日就要来临，但依然没有放下屠刀。原国民党四安区区长严际中回忆：1943年至1945年间，驻阚家庵与严家园的日军差不多每天出动，每经杨港桥、陈家桥一带，总是沿途抓人。肯出钱的才得放，没钱的就遭杀害，几乎没有一天不杀人。1945年日军奉令撤退，临走时将一屋子关押的五六十人，关紧着门放火焚烧，五六十人被烧成一堆肉团。驻新坝的日、伪军，在所谓几乡联防办事处里，被抓的人很多，日伪以搞所谓“清监”为名，把全部关押的人分批杀害，一次杀9个人。如此惨毒暴行，世所罕见。

二

日军侵略造成了南通县大量人口伤亡，主要有以下情形。

（1）日军侵略造成了大量灾民、难民。日军进攻上海、南京之时，铁蹄虽未踏上南通县的土地，但由于南通县临近战火前沿，原先靠上海供应的货源中断，由此影响到物价飞涨，加之农业歉收，金沙四乡发生饥荒，不少饥民流浪街头。1938年1月30日，金沙商会出钱买米，在镇公所门口向饥民赈粥，“四乡饥民闻讯蜂拥而至……，因饥民众多，拥挤不堪，将城隍庙前照墙挤倒，饥民13人惨遭压死”。可以推断饥民应有数千人，这是金沙沦陷前的一起惨案，归根结底是由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此后，日军铁蹄踏上南通县土地，烧、杀、抢、掠，仅1942年谢家渡战斗后日、伪军报复，二爻镇及周围许多村庄化为灰烬，更是造成数千灾民，许多民众背井离乡。抗战期间，南通县灾民为10056人。

（2）日、伪军滥杀无辜，奸淫妇女，随意抓捕人员，制造累累惨案，民众伤亡惨重。“清乡”期间，日伪所到之处，白天浓烟弥漫，夜晚一片火光，短短8天内，“通中区被捕壮丁300多人，全部用铁丝穿过手心，拖上汽车，有反抗即遭残杀，有的用棍子打死，有的用火烧死，有的用开水烫死，极其残忍……妇女惨遭摧残，更是骇人听闻，通中某地被奸污700余人，从12岁的幼女至68岁老妇无一幸免。”

1943年7月26日，一股日军窜入十总地区“扫荡”，将平民胡文、丁泉等53人捕去，并用绳子串联，关在十总小学南边一平民家里。傍晚，日军在十总小学操场门口先强迫被捕者挖了个“宽约2公尺、长约五六公尺的大坑，接着用铅丝在他们手上脉窠里穿过去（五六人连在一起），再用刺刀边戳边推进坑内，浇上开水后，盖上厚土，活活埋死。”被活埋的难胞中，有一个名叫张崇的（十总村坝村农民），年轻时练过拳脚，在敌人要将他穿上铅丝进行活埋前，愤怒地用脚踢伤了几个鬼子，在旁的日军蜂拥而上，在他身上连戳了几十刀。这53个中，32人为当地人，其中一名孕妇，其余均为外地人，被日军在途中抓来。

抗战时期，日、伪军在南通县共抓捕壮丁5300人，俘捕民众936人，强奸妇女1763人，另平民死伤2999人。

综上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县人口总伤亡为24497人，其中直接伤亡6733人，死4393人，伤1984人，失踪6人，另死伤小计350人；间接伤亡17764人，其中被俘捕1133人，灾民10069人，壮丁5300人，伪军伤亡1262人。

抗战时期通州人口伤亡统计表

（略）

三

南通县遭受日军直接侵占7年半，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

1938年3月，日军侵占南通城后不久，即向北进犯平潮，“各店户均遭洗劫。日军手持利斧，劈门入室，将金银、珠宝、手表、钞票等掠夺一空。遇有新土平铺的地方，即泼水探寻。”南通市档案馆全宗号208目录号912记当月平潮冯裕记行损失瓦房24间，棉花15700斤，白米76石，豆油1950斤，还有衣物、火表、电话机等等，按1946年3月价统计损失法币5346万元。

1942年谢家渡战斗后日、伪军报复，二爻镇及周围许多村庄化为灰烬，从造成数千灾民的情况分析，房屋损失应有数千之多。1943年“延期清乡”期间，日伪仅在“三余、余西、金沙、骑石、西亭、汇通等区即抢杀耕牛456头，毁粮食664万斤，烧毁房屋3000多间”。

日、伪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还要故意勒索，老百姓负担苦不堪言。据南通档案馆全宗号208目录号111案卷912记载，南通第二区（平潮）五里、罗祖、钱马等7个乡，在抗战期间共被苛索法币25214.35万元（1946年统计价）。据兴东镇杨世桥村7组洪德基回忆：我从1943年起参加区队，就知道日、伪军在四安区天竺乡、星云乡、双楼乡、三民乡、陆扶乡摊月月捐，每个乡每月捐20担大米，每担米100斤。还有枪械捐，每个月每个乡捐4支枪，一支枪约200斤皮花，1斤皮花约10斤米。每个乡一年捐4次壮丁费，每次摊4个壮丁，每个壮丁捐一箱洋纱（40包，每包10斤），绝大部分都出壮丁费，没有人愿意把儿子送去当和平军。按摊捐40个月计算，日伪在这五个乡共掠夺4000担大米，32000斤皮棉，32000斤洋纱。

战争造成的间接损失也是惊人的。1932年、1934年国民政府南通县地方财政岁入银元分别为91.24万元、109.46万元（《南通县志》P583）。日军占领南通后，南通县政府财政收入中断达7年半，按1934年标准，国民政府将损失银元820万元（这一损失估算含南通城区）。南通城沦陷前夕，典当、质押行纷纷关闭，较有影响的源昌、谦和、泰祥、泰丰、鹏泰源、德隆典当年均营业额银元80万元（《南通县志》P611），日军占领7年半，营业额损失可达600万元，按15%计利润，损失银元90万元。

战争造成了大量灾民，他们中很多人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加之有些年份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而日、伪军根本就不顾百姓的死活，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则承担起了救助灾民的重任，1944年2月，赈济因日军实行“三光”政策而流离失所的干部群众，发放农贷粮60万斤，5月，又拨出救济粮60万斤。

（1）社会财产损失。

直接损失

发电机组5台

金南剧场1座

石港广慧寺、阚家庵老观堂尼庵

金沙五、六百年银杏树2棵

石港文山、金沙沧园古迹2处

石港小学、阚家庵小学

驳船2艘

余西孔庙、大有晋公司等房屋72间

张謇题写“大有晋公司”铜牌1块

自行车13辆

鸽林炮2门

法币5354.53万元（1946年国民政府统计价）

中储币（伪币）100万元（1942年价）

伪捐中储币741万元（1943年价）

伪捐中储币21.5万元（1944年价）。

间接损失

发放救济粮、农贷粮146.5万斤

银元910万元

（2）居民财产损失。

房屋9528间

渔船2只

耕牛456头

粮食664.96万斤

大米4000担

被迫卖土地5亩(1943年)

银元64119元

铜板1600个

皮棉62000斤

洋纱32000斤

法币37092.19万元（1946年国民政府统计价）

法币10万元（1943年价）

中储币2万元（1942年价）

中储币3008.22万元(1943年价)

中储币0.5万元（1944年价）。

依据抗战期间物价指数和各种货币结算标准，比照抗战后国民政府本地财产损失的统计资料，按1937年法币计，例1石大米计10法币，1担皮棉100法币，1间瓦房400法币，1头牛约合15石大米，经折算，抗战期间，南通县社会财产损失987.74万元，其中直接损失77.74万元，间接损失910万元；居民财产损失505.7万元。共计损失1493.44万元。

抗战时期通州市财产损失统计表（单位：万元）

（略）

四

（一）大量的事实已充分证明，日军的侵略给通州县人民造成了24497人的重大人员伤亡。抗日战争前，1931、1936、1937年南通县总人口分别为135.35万、147.97万、142.57万，人口总数平稳，略有增长，抗战后，1946年南通县总人口为86.73万（《南通市志》P195）。八年战乱，南通县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锐减55万；八年战乱，南通县财产损失1493.44万元，相当于国民政府战前15年的财政收入。这一组触目惊心数字的制造者就是日本侵略者。

日本帝国主义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干的却是灭绝人性的罪恶勾当，日军带着飞机、大炮，也带着“劈门而入”的板斧，武士道精神鼓动起来的日本“皇军”，就是武装到牙齿的赤裸裸的土匪；日军的“解放”是杀人如儿戏，生灵涂炭，良家妇女倍遭摧残，其卑劣无耻比德国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皇军”是衣冠楚楚的禽兽。日军在南通县的土地上同样干着公然践踏人类基本道德和良知的罪行。

（二）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独霸亚洲的野心，打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日本“皇军”给通州带来的却不是繁荣兴旺，而是百业萧条。通州在抗日战争前虽是乡鄙之区，但在当时的中国，在文化教育、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等方面也算得上是领先或发达的地区。日军的侵略，使通州社会经济的发展遭受巨大冲击，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等许多行业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学校不能正常上课，文化、交通等公共设施遭到毁坏，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战后的通州大地满目疮痍。

（三）日军的侵略，严重破坏了通州正常的社会秩序，人为造成了民族内部矛盾。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军无力管理好社会，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烧杀、抢劫，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土匪横行，民众不得片刻安宁。一些民族败类，在日军的唆使下，见利忘义，充当日军的走卒，残害中国人，造成了民族内部的对立矛盾和伤亡。在通州汉奸、伪军伤亡多达2000多人，一些人在解放后依然遭到追捕，他们的下场是可耻也是可悲的，归根到底罪责在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

（四）由于相隔历史久远，相对于当时的实际损失，从已调查统计案例看，可以肯定地说只是冰山一角，如土布生产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由于没有可佐证的资料数据，我们无法统计。又如灾民数量是十分庞大，史实足以证明，由于没有翔实的数据，我们仅统计了3处史料述及的。但无论怎样，日军的暴行任取其一条，足可以使其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