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纱厂的创办与运行，不仅使南通经济进入近代工业的新阶段，而且带动了包括植棉业在内的农业大发展。北洋政府当政时期（1912年3月～1927年3月），南通农业经济发生重大转型，农产品种植结构随市场起伏而变化，通海垦牧公司成功实施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的探索。

一、沿海垦殖与植棉业的大发展

近代南通的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后，资本经营的先进理念不仅应用在发展工业上，也在农业和垦殖上得到成功应用，南通的农业经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张謇把以农业、农垦公司形式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垦殖称为“大农”，把以传统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称为“小农”。认为扩大农业，即开垦荒地增加种植面积，应注意大农；改良农业即提高单位亩产，应注意小农。淮南盐垦就是张謇用“集公司”的大农方法进行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践。张謇的农业资本主义设想与实践给近代南通带来了一场思想大解放，亦给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近代棉纺织工业兴起后，作为原料来源的植棉业首先得益。通海地区一向盛产棉花，自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原料全用通棉。正常年份，通崇海三处新棉上市量约30万包，加上农村隔年存底10万包，合计可收花40万包。1907年，大生一厂、二厂用棉约14万包，占总上市量的35%。市场化、工业化大生产对原料的最终要求不仅是数量，更在于其廉价优质。据测算，每1件（包）20支棉纱，其原料棉花价值约占全部成本的77%。且纱支越粗，原料所占比重越大。随着大生系统各纱厂规模的扩大和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通棉产量低、价格高日益凸现，因纤维略短，对于纺细支纱不及埃及、美国的棉花。纺纱产品的进化和市场的需求，反过来对植棉业提出品种改良的新要求。

盐垦公司的创建标志着南通率先完成农业资本主义的探索。1901年起，张謇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围垦沿海荒滩，创建中国第一个农业股份制公司——通海垦牧公司，所产皮棉均优先供应大生各厂使用；通海垦牧公司所在垦区还是南通主要的美棉种植基地，因此也是一个品种改良基地。经过10年建设，围垦成田12.33万亩，其中可垦地11.5万亩。1910年起开始获利。1914年，张謇担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在通海垦牧公司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沿海垦殖事业。为规划垦务，在淮南设立淮南垦务局，并派出专员，制定章程，打破了沿海几百年来蓄草煎盐禁垦的陈规，铺平了开垦植棉的道路。经过广泛宣传，加上通海垦牧公司的经营实绩，废灶兴垦之风迅速席卷苏北沿海。至1925年，投入资本总额2119万元，占有土地455万亩，已垦面积70万亩。仅通海垦牧公司一家20余年间投入各项水利工程费就达230余万元。一个公司作为大型水利工程和农田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的重要标志。

通海一带植棉面积迅速扩大，从源头上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据华商纱厂联合会调查，1918～1923年，南通棉产平均产量为皮花105.06万担，南通一县之棉产已占全国总产额1/8以上。据史料记载，大生纱厂开厂不满4年，仅仅从南通州销往东北的关庄布年销量就突破15万件（计600多万匹）。随着关庄布在东北市场的发展，南通土布生产于20世纪初进入全盛期，年产土布总量在1000万匹以上。南通逐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农村家庭手织业中心，并形成以兴仁、白蒲、平潮、金沙、西亭等为代表的土布生产中心。仅兴仁一镇，年产土布达80～100万匹。通、海两县依靠土布为生的人数约60万余人，户均手织者约2人，从事土布的收人均占家庭总收人的绝大部分。“土布盛销之年，六口之家，有织机两台者，年可收入二百元至三百元，温饱之外，尚有余蓄。”

沿海垦殖增加了耕地面积，缓解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1927年，南通县总地积370万亩，比宣统二年（1910年）增加91万余亩。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南通地区人口呈明显增长态势，其中沿海垦牧公司吸纳了大多数的外来人口，通海垦牧公司一家吸纳外来开垦者超万人。

沿海垦殖使大批灶民及贫民改变了身份，改善生存条件。在兴垦前，淮南各盐场的灶民是实际上的国家奴隶。他们被编入官册灶籍，不能随意改变灶民身份，祖祖辈辈束缚于盐滩之上，以煮海为生，饱受盐官、盐商、灶董、灶头的层层盘剥，过着非人生活。通海垦牧公司初建时，废灶、兴垦同时进行，确定了“以灶民七成、沙民三成”的招佃规定，大批奴隶式的灶民获得了“解放”，他们或成为有人身自由的盐场雇丁，或成为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农场佃农。淮南垦区约为20余万外乡贫苦农民和数万本地农民提供了新的谋生途径。

沿海垦殖也带动了酿酒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1901年，张謇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后，曾划出部分土地种植小麦、高粱，意在用垦区所种粮食作为酿造曲酒的原料，并于当年在垦区海复镇成立“颐生酿造公司”。1902年垦区遭特大风潮袭击，公司迁至海门常乐镇，改名为“颐生酿造厂”。酒质不断提高，品种也增至10多种。所产茵陈酒先后在日本大阪劝业博览会（1904年）、意大利万国博览会（1906年）上获奖，1910年又在民国农工部举办的全国博览会上获奖。产品行销各地，声名四起。

二、垦区建设与农业服务

张謇在兴办垦牧公司时，把垦区作为农村社会来规划建设。随着沿海垦区的日趋成型，垦户数量不断攀升，垦牧公司建立了市镇、花行、工场、仓库、钱庄、学校，并修筑道路、桥梁，设立邮局，形成体系较为完备的农业区。早在1902年，张謇便设想在通海垦区辟地千亩，开办农学堂，并有所规划。后因基建繁忙、资金短缺而被迫暂缓建设。直至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终于开办一所初等农业学堂，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修业3年。根据张謇每堤建一所学校的规划，通海垦牧公司、大豫公司等在十余年间相继办起多种类型的初高等学校，一堤西圩、一堤中圩、二堤、三堤、四堤、五堤西圩、五堤东圩、六堤、七堤都建有一所小学。每校约收学生100名，学制4年。学生为佃农子弟，以男生居多。教师及学校维修等经费由公司支付。为改善垦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各公司相继开办诊所，并支持农户开办私人诊所。大豫公司南一区张洪云开办的诊所有六、七个医护人员，“有三四间房子，有配药室，还有几张病床，可以临时住院。”交通运输方面，通海垦牧公司的汽车路总长200华里，汽车四面都可走通。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初期就建立邮局，南通发来的信件三天送到，货物由内河轮船转送，一天即到。

张謇还通过兴办农业教育、举办农事展览会、组建农会等建立起农业发展服务体系。1906年，南通师范学校附设农科，4年后第一批本科生毕业。此后，先后创办初等农业学校（乙种农校）、甲种农校，培养农业专业人才。1919年，农校改为农科大学，下设棉作、牧畜、农垦与农业经济四系。随后设附属高级中学农科、初级中学农科，形成农业教育多层次结构。1915年起，农校连续举办“棉作展览会”，期间安排演讲、发种等活动，深受乡农欢迎，每逢会期观展者达上万人。1908年7月，通崇海总商会总理、张謇胞兄张詧“奉农工商部令饬办农会”。至1910年，农会组织覆盖南通全县21乡，会员多达数百人。农会定期召开会议，每年组织全县农产品评会。县农会建有会场及农场，并设有试验场。1915年，南通县发行农事报，由农校编辑，农会刊行，每周一期，印2000份，分送农民。

三、军阀混战对南通经济的影响

1912年3月成立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是由北洋军阀掌权的政权，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纷呈。1916年6月，仅做了50多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上下倒袁反帝的声浪中去世。各路军阀争权夺势，互相倾轧，进入长达12年的军阀混战时期。

为了扩军备战，各路军阀加紧经济搜刮。军阀冯国璋在江苏当政期间，为支付调拨中央费用和巨额军费，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相继开征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1916年后，先后开征统捐、国家税和地方税的分征、各种新税加征一成等。还逼迫江苏商绅大量认购公债，仅1916年就达120万元。南通除征收原有和新增“国家税”外，因兴办地方自治，“地方税”及各种“特税”、“附加税”甚多。同时，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佃农，地租形式多种多样，一般租额每一千步田（约合4亩）8至12银元不等。封建地主还将地方政府所征捐税直接转嫁给佃农，或纳入地租，名曰“涨租”。当时，在佃农中流传：“穷人头上三把刀，地租重、利率高、苛捐杂税多如毛；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讨饭、坐监牢”。至1924年，南通佃农所占比例升到87%，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严重影响了南通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纷纷卷土重来，扶植军阀势力，争夺国内市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量开设纺织厂，争购原料，倾销纱布。1921年起，原来畅销东北三省的南通关庄布销量递减，通海地区手工织户对大生纱厂棉纱的需求大幅下降。由于国内各系军阀连年混战，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至1922年，已形成棉贵纱贱的严峻形势，棉纺织业面临崩溃。1924年，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和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争夺经济重镇上海的控制权而爆发江浙战争。上海是南通棉纱、土布外销的主要集散地，销路的不畅，导致大生各纱厂纷纷亏本，陷入债务危机，对整个南通事业造成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