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通州大生纱厂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大生纱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随着大生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面貌一新，地方自治取得成功，南通民国元年（1912年），通州废州设县，改称南通县，行政区划同宣统时的13市、8乡。由一个江北小县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模范县”。

一、张謇与大生纱厂的创建

近代以来，为挽救国运，不少仁人志士不断设计着不同的方案，进行着不同的实践。清末状元张謇“实业救国”之路便是较为杰出的一例。

张謇（1853年7月～1926年8月），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海门长乐镇（今常乐镇）一个农民兼小商人家庭。由于属祖上三代未取得过功名的“冷籍”，张謇科举之路异常艰辛，前后长达26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年42岁的张謇参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恩科会试，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张謇早年即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先后投奔江宁发审局孙云锦、浦口庆军统领吴长庆从事幕宾。光绪八年（1882年），张謇随吴长庆驰援朝鲜平定叛乱。在此期间撰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表达了反抗侵略的主张，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赏识。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1895～1897年），张謇因父亲去世回乡丁忧按照祖制，朝廷官员如父母去世，须离职回籍守制三年，期满复职。，期间创办大生纱厂。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促成张謇远离官场的决心，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由于兴办实业的成功，张謇成为各方延揽的人物。1904年，清政府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官（三品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主张君主立宪。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等。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受邀任实业总长，旋即转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因无法阻止袁世凯复辟称帝、亲日求和的行径，愤然辞职，彻底告别政界。

在晚清政局腐朽没落之际，张謇无意仕途，以家乡南通为基地，实践“实业救国”的理想，他一生先后创办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誉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张謇开创的事业涉及实业、教育、文化、慈善、城建五大体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把家乡南通建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形”，并成功推广到全国。张謇由一介书生转变为实业家，源于他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謇曾出资组织小型蚕桑公司，推广种桑养蚕缫丝，由于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通过这次实践，张謇认识到“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在乡守制期间，张謇对家乡南通的植棉及纺织业进行考察，初步形成“实业、教育并进”的思想。对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张謇感到十分愤慨，对国家前途极为忧虑。他认为要振兴中国，不能像“洋务运动”时只顾模仿洋枪洋炮，而应发展民族工业，鼓励民间办厂。他在查阅光绪、宣统时期海关贸易册中发现，进口货中棉织物、钢铁两项为最大宗。据1890年海关统计，通海地区棉纱、棉布两项进口达4502万关两。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在全国上下一片“设厂自救”的呼吁声中，张謇将他的实业思想付诸实践。

创办机器工业，首先需要大量资金。19世纪末的中国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一样有成熟的投融资体系，在相对落后的南通，则更是无从谈起。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无奈之下，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从美国采购的4.08万锭官机，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这批纺织机械原本用来创办湖北织造局，当时搁置在上海日渐锈蚀。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万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北的唐家闸破土动工。同年9月，“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10月，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1899年5月，大生纱厂建成投产。最初开机9000纱锭，厂中存棉不足半月之需，几无流动资金。通过卖纱买花，加快周转，到8月下旬，“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10月，棉纱销路转畅，纱厂开始获利。第二年纱锭全部开齐。

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在“风气未开，上下疑阻”的社会环境下，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和示范价值。

二、大生集团的形成与地方自治的实践

大生纱厂投产后的几年中，由于棉价基本稳定，纱厂经营比较顺畅，连年获利甚厚。1902年，张謇又将盛宣怀领而未用的另一半官机领来并安装，于次年陆续开车。这一时期，大生纱厂采取利润基本全分的方针，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商股增加到63万两，官商股金合计113万两。1903年，在洋纱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上海各棉纺厂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而大生纱厂则采取“土产土销”的经营策略，有效地避免了与洋纱的正面竞争，获纯利34万多两。1904年，大生纱厂的纱锭数已占中国华资纱锭总数的11%，居国内各城市第三位。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大生纱厂抓住时机，调整经营策略，纱布销路大增，一年获纯利57万多两，一年即赚回了半个厂。与此同时，为增加生产规模，张謇与其兄张詧等开始集股，筹建分厂，从筹备到开工仅用29个月。1907年农历三月，大生二厂在崇明外沙久隆镇南（今属启东市）建成投产，纱锭2.6万枚。当年，“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成为中国第一家棉纺织股份制公司，并取得“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营权。

由于分厂无论在地理位置、人工，还是交通条件上均无法与正厂相比，因此初期发展较为缓慢，甚至出现亏损，1909年起扭亏为盈，以后连年获利。至1913年，大生的两座纱厂累计纯利达到391万余两，其中，二厂纯利达105万余两。大生公司两个厂总资本额为199万余两，纱锭数为6.68万枚，分别是开办时的4.48倍和3.27倍，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4年以后，大生一厂、二厂以通海地区为基地，迅速向江苏省乃至全国拓展业务，连年赢利，兴旺一时，1919年两厂赢利高达380多万两，创历史最高纪录。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黄金时期，大生两个厂的累计利润高达1000多万两。1920年、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达到发展的巅峰。这一阶段，由于高额利润的刺激，社会资金大量涌向大生纱厂。张謇拟定了庞大的纱厂发展计划，要把棉纺厂从2个扩展到9个。正当他大展宏图时，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棉纱大量倾销南通市场，致使纱布利润降低，建设分厂计划受到重挫。到1921年，仅在海门建成三厂、在城南建成八厂（后称副厂）。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大生从最初的1个纱厂扩展到4个。此外，由通海金融界人士所创办的宝昌纱厂，由金沙、四安一带士绅创办的久安纱厂，由石港镇人士创办的开源纱厂等一批新建纱厂也因抵御不了市场风浪相继并入大生。这样，大生公司资本增加近16倍，纱锭设备增加近7倍，固定资产增加近18倍。大生公司一跃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纱厂。

随着大生纱厂的发展，以棉纱生产为核心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进而建设工业化的城镇。最早发展的航运（1900年），是由于大生机物料的运输需求比较迫切而产生的。随后而起的农垦（1901年）则是为了解决原料问题，在吕四、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通海垦牧公司，成为纱厂的原棉基地。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镇西沿江兴建了天生港，逐步成为南通的主要贸易口岸。之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与镇之间、镇与镇之间开通了公路。1920年，唐闸人口近5万人（据《南通县图志》）。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长江口以北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地位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还有更为宏大的理想。他认为“国家自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为志在求一县之自治”，“以绵力自保其方隅”。他希望通过地方自治的推行，最终实现心目中的理想之国。1908年，筹备自治公所议事会及董事会成立，成员由通州知州及实业、教育界等人士组成，具有地方实业领袖和中央级、省级官员双重身份的张謇自然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地方自治”思想的指导下，张謇的事业开始由经营实业向经营城市转变。在大生纱厂连续获利的同时，张謇利用纱厂公积金、集股等方式投资创办了一系列企事业，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纱厂为核心的大生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各项事业有19个大类、70多个单位，几乎涉及城市运行和市民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这其中不仅包括各种生产经营性的企业，还包括大量社会公益性事业。大生资本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开启了南通近代文明的新阶段。

纺织业方面。除了前面所述4家纱厂外，还有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大生织物公司、南通绣织局等，还在上海和美国纽约分别开设南通绣品公司和南通绣织局分局。

农垦方面。1901年起张謇通过集股方式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经过10年努力，垦区基本成型，成为集农垦、居住于一体的农场。从1911年起，通海垦牧公司开始分红，引起了淮南地区投资盐垦事业的热潮。至1925年，南起吕四，北至陈家港，在长约350公里、宽约50公里，濒临黄海的1.2万平方公里的滩涂上，先后建起41家盐垦公司，属于大生系统的有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等17家。

交通运输方面。水运线路不仅沿内河伸展到通海各个角落，而且还沿长江通向南京、上海及沿江各大城镇。水运企业主要有大生轮船公司、大中通运公司、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泽生外港水利公司、达通航业转运公司、大达趸步公司等。从民国成立至1921年，南通县建成公路288.4公里，占江苏全省公路总里程的66.5%。先后成立公共汽车公司和通如海长途汽车公司。形成以南通为中心，通向吕四、海门、掘港、如皋、白蒲、天生港的放射状运输网络。张謇还于1921年建成青龙港至三厂镇的轻便铁路，为当时苏中唯一的铁路。

其他产业。食品业，主要有大兴面厂、颐生酿造公司、广生油厂、颐生罐洁公司、复新面厂、大达公电机碾米公司等；造纸印刷业，翰墨林印书局、大昌纸厂等；日用化学品，大隆皂厂、通燧火柴公司等；冶金机械，资生铁冶公司等；建筑，懋生房地产公司、闸北房地公司、南通房产公司等；通讯，大聪电话公司；电气，南通通明电气公司；旅馆业，有斐旅馆、桃之华旅馆等；金融，大同钱庄、淮海实业银行等。

此外，还兴办了教育、文博、慈善等一系列社会公益事业。教育方面比较著名的有通州师范学校、农业学校（1919年改为南通农科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商业学校及银行专修科、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伶工学社等；文化方面主要有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等；慈善方面主要是县治积谷仓、新育婴堂、县治保婴局、养老院、南通贫民工场、济良所、金沙市游民工厂等。

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大生资本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经历了一个鼎盛的发展时期，使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通过地方自治的推行，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南通成为闻名全国的“模范县”，被誉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

三、大生实业的由盛转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变本加厉。首先受到强烈冲击的就是位于各通商口岸的棉纺织企业。作为非条约通商口岸的南通，由于依靠“土产土销”的经营策略，牢牢把握住了南通的地方市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南通的土布市场却受到了日货的强烈挤压，原来畅销东北三省的南通关庄布的销售量逐年递减，土布产量锐减直接导致本地织户对棉纱的需求减少。

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正是这一年，垦区遭自然灾害，市场出现棉贵纱贱的倒置现象。通海四大关庄中的章源大、刘正泰因投机失败而宣告停业，导致整个关庄布号收缩营业，大生棉纱销售大受影响。当年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棉贵纱贱的形势一直持续到1924年，大生纱厂开始从高额盈余变为大量亏损。大生驻沪事务所是整个大生系统的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驻沪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达五六百万，大生因此进入快速扩张期。然而黄金时代戛然而止，1922年后大生企业信贷急剧收缩，周转发生困难。到1923年，仅大生一厂抵押借债已达442万两。

1924年，大生一厂的债权人南通张得记、东源、顺康、永昌林等9家钱庄组成“维持会”来经营大生一厂。为尽快取偿债务本息，采用竭泽而渔的手段大肆敛财，对机器设备的损坏则不加管护。“维持会”的极端做法让上海的大生债权人十分不满，1925年，中国、交通、金城、上海4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债权人组成银团，进驻南通清算、接办大生各厂。上海银团接管大生各厂后，提出了“厂务改革计划”，竭尽努力，略有盈余，但这些盈余主要用来偿还债务。大生企业集团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

张謇大生实业的衰败，直接原因是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大生集团没有得到政府的经济救援或政策支持，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几乎同一时期日本发生的经济危机中，各行业得到政府紧急贷款援助。其次，过度扩张和融资困难导致资金周转困难。1919年后大生集团进行远超自身力量的横向扩张，占用大量资金，牵制了主导产业的做大做强，降低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大生部分股东在企业危难之际非但没有同舟共济，反而釜底抽薪，谋求私利。加上向日本、美国等外部融资未能成功，使大生丧失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再次，以企业家一己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大生投资扩张过多，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仅大生一厂一家就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全部营运资本的45%。就在危机发生的前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最后，大生集团实行的股份制本身也存在制度缺陷。加之大生纱厂发行的股票以一百规银为一股，数目之大使普通人难以承受，加大了集资难度。由于他们实行“厚利股东、得利全分”的分配政策，既不利于强化股东责任，也影响了企业的基本积累。直到1926年张謇辞世前，他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