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发布时间:2018-09-08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从远古时代开始成陆的南通迎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沧海桑田,随着长江入海口的东迁,在淤长与塌陷的反复较量中,在大陆与沙洲的多次并接中,江海平原不断拓展。南通的经济,随着地域的拓展,顺应时代的变迁,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实现新的跨越。

 

一 

 

约在6500年以前,今南通西北部的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一带已经成陆。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阶段。考古发现,当时的古青墩文明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成为江淮东部远古文化的见证。在这里,出现了以刀耕火种和渔猎为主的原始农业生产,出现了以陶器制作、纺织、原始建筑为代表的原始手工劳动,还出现了简单的物物交换和原始的文字符号。但在后来的大面积海侵情况下,南通地域的远古文明一度中断。

 

西汉时期,今南通地区的西北部重新涨出。从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初,通过四次大规模的沙州连陆,扶海洲(今如东县地)、胡逗洲(今南通市区一带)、东布洲(今海门、启东中北部)等古沙洲先后与大陆连接。至20世纪初,今南通境域基本形成。汉武帝时,今海安、如皋西北部属于海陵县管辖。东晋时期,这一带一度有多个县级建置。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后周政权在胡逗洲(今南通城区)设立通州,领静海、海门两县,这是通州建州之始。

 

西汉起至五代,这里形成了南通最早的产业——盐业和渔业,并开始向农业和加工业拓展。汉至隋,南通北部农业处于开发阶段。唐至五代,农业开发力度加大,至南唐时,稻、麦、桑、麻普遍种植,牛、鸭、鹅等家畜家禽普遍养殖。萝卜干加工业、苎麻手工纺织业等开始起步。

 

宋元时期南通地区经济开发,大致呈现“北农南盐”格局。

 

南部以盐渔经济为主体,辅之逐渐成长的商业、手工业经济。盐业生产日益兴盛,并带动渔业的兴旺。运盐河道纵横贯通,方便了运输。通州城的商业日渐发展,纱庄、布庄、当铺、酒楼、京广货店及猪市、粮市分布于城中三条主要大街。通州港、狼山港、石港等港口的形成,促进了造船业和运输业的发展。

 

北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盐业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宋时地方官员多次组织水利工程,建成长达140余里的江北捍海堰(范公堤)。一年两熟的小麦、水稻耕作制度形成并普遍施行,栽桑渐多,盆景行业开始起步。这一地区仍是重要的海盐产区。海陵监在北宋开宝年间移设如皋。南宋乾道年间,盐产约占整个淮南的1/4。

 

明清时期,南通地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以棉花为主的农业、以纱和土布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及盐业三大主体产业。

 

农业生产逐渐呈现“西粮东棉”格局。棉花成为南通重要的商品,盛销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品种颇多。如皋盆景发展成为“全国七大流派”之一。蓼蓝大量种植,保证了制靛业和向朝廷进贡的需要。畜牧业是明清时期南通农民重要的家庭副业。渔业生产持续稳定。各盐场出现了一批虽名列灶籍、而专以捕鱼为生的专业渔户。

 

以崇明移民为主体的吴地棉农迁往通海地区垦荒植棉,纺纱织布,促使南通成为苏北地区最早、时间上仅迟于江南松江、上海、太仓的土布之乡。到清初,手工纺成的棉纱也成为畅销商品。缫丝、织绸、麻纺等传统家庭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本帮裁缝的服装加工业,乡镇的鞋帽业、竹器制作业颇具特色,制笔业开始起步。酿酒业历史悠久,南通城乡均有酒糟作坊。

 

盐业生产由盛而衰。明代中叶,通州分司所领“上十场”的年产量为本地古代盐产量的最高记录。明末清初,盐业生产因战乱而遭破坏,直至清代中叶才得以恢复。其后因海势东迁,煎盐荡地减少,盐产量渐减。

 

商品流通逐渐兴旺,各种社会管理和服务事业业逐步发展。通州逐步发展为苏北商品棉和土布的集散地。外地商人来通州和邻近集镇经商开店的日渐增多。粮食市场繁荣,不仅有米、豆麦、杂谷等市场,还有代客买卖的牙行和零售米铺。清开海禁后,沙船业从复苏到繁荣,出现了一批拥有数十上百艘船的大户。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一江之隔的通州成为苏北南部农副产品的主要集散地。由于本地长期以来棉花种植的基础,家庭纺织业逐步兴起,但始终没有发展起工场手工业,更没有机器大工业。而到了这一时期,由于受上海等地的影响,机纱取代了土纱,纺织户纷纷弃土纱而改用洋纱,导致“纺”与“织”的分离。这一新因素的出现,为机器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施疯狂掠夺,中国经济和中华民族步入灾难深重的严重危机。清末状元张謇怀揣“实业救国”的梦想,在南通开始了改造社会的实践。1895年,大生纱厂兴建。随后,兴办了一系列工厂企业,形成了近代中国最大民营企业集团之一的大生集团,造就了近代南通的繁荣。后又兴办了一系列地方文化、教育、慈善、城建事业,20世纪20年代的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成为全国闻名的“模范县”。

 

南通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近代农业的发展。20世纪初的20多年中,张謇在江苏沿海创建了40多个带有农业资本主义色彩的盐垦农垦公司,使南通农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棉纺工业相联系的棉花种植空前发展。1918年至1923年,南通一县之棉产占全国总产额1/8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南通的纱布市场受到来自日货的强烈挤压,原来畅销东北三省的南通关庄布销售量逐年递减,导致手工土布和机纱生产萎缩。在张謇1926年去世前,大生企业集团开始走下坡路。又由于军阀混战,人民遭受军阀、政府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多重压榨,苦不堪言。同时地主大量兼并土地,残酷剥削佃农,严重影响了南通地方经济的发展。

 

1927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南通在此期间建立了一套经济、行政管理体系,农、工、商等各类产业有所发展。但大生集团的主要企业,包括纺织、盐垦、榨油、制面等工厂在内,都先后处于债权人——上海银团的控制下艰难运行。“九一八”事变后,南通土布(关庄布)在东北的市场完全丧失。农业仍以种植业为主。南通的小麦、棉花、水稻产量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连年居全省之首,同时也是重要畜禽蚕桑产地。由于农村土地兼并现象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地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军队败退至部分农村,新四军东进后建立了通如海启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区域。在南通城等沦陷区,由于“以战养战”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对大生等企业疯狂掠夺和破坏,人民不懈抗争,各业经济艰难度日。国民党军在少数地区征税征粮、掠夺民众。在南通,新四军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抗战的主体力量,抗日民主根据地遍及各县。为了团结抗日,共产党在农村的政策由土地革命转变为减租减息,根据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根据地财经工作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保障了军政人员供养和革命战争需要,改善了人民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沦陷区被收复。新四军北撤后,中心城镇多被国民党军政所控制。国民党中央政府出于发动内战的需要,滥发纸币,变动外汇汇率,使通货恶性膨胀,市场动荡,投机囤积之风甚烈,工人失业,民生困苦。由于通货膨胀,棉纱、棉布成为南通地区民众进行商品交换的筹码,各行各业更以棉纱作为保持币值的手段,大生纱厂一度畸形繁荣,南通棉布生产畸形发展。但由于连年战乱,官僚资本集团的压迫、榨取,加之捐税征派名目繁多,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前夕,南通的工厂已经到了勉强维持的地步。农业因水利设施长期失修,饱受自然灾害影响。1946年5月起,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趋向稳定,最终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清剿”。

 

1949年2月2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通城,至此,南通全境宣告解放。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后,人民政府迅即组织工商企业复工复业,打击投机活动,尽快恢复经济,组织支前工作。是年夏季,南通地区遭强台风袭击,暴雨成灾,出现了自192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灾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通人民最终战胜灾荒,顺利渡过难关。

 

 

1949年至1952年,经过三年努力,南通的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废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改造,新民主主义经济迅速发展。

 

1953年至1957年,南通各地开始进行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颁布实施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形成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南通工业化的基础。

 

1958年5月起,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与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提高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南通在“大跃进”浪潮中编制了“二五计划”,提出了“工农业生产赛苏州、夺取全国冠军”的目标,工农业生产开始大幅“跃进”。以南通市为主阵地,整个南通地区掀起全民大办工业热潮。连续三年工业大跃进,是南通走向工业化的最初探索,初步形成多门类的工业体系,全市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综合实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但是三年间过度强调的大炼钢铁和全民炼钢运动造成巨大浪费。由于当时处在放“卫星”的环境下,一些数据带有虚夸,许多工厂刚建不久即解体。

 

水利建设在这一阶段形成高潮,今日南通境内主要水系骨架大致形成,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南通农村普遍建立了乡社合一、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此后,在“一大二公”、共产风、浮夸风的影响下实施了许多违反科学的超常规措施,造成极大浪费,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粮、棉、其他经济作物产量持续下降。三年“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破坏,造成粮食短缺,市场物资匮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

 

1960年底开始,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南通放弃了“大跃进”以来强调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思路,确立南通市轻纺工业的定位。在农业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纠正“一平二调”,调整分配制度,克服平均主义现象,农村公共食堂全部停办。调整农村用地政策,扩大自留地。但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南通农村进行的包产到户、包工到户、借种田等做法又被视为违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方向而受到批判,被迫终止。总体上,经过调整,南通经济建设形势逐步好转,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农、轻、重及其内部比例走向平衡,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城乡市场开始活跃,社会生活趋于正常。全区实现粮棉高产,粮棉大面积增产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并涌现了启东这个全国粮棉双高产典型。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刚刚摆脱困境并逐步走向正常发展的南通经济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极其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南通的广大干部群众抵制极“左”思潮和做法,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在艰难中恢复和发展生产。通棉一厂、树脂厂、农药厂等企业技术改造走在全国前列,在全国推广经验,新上了一批化工、塑料、电子、无线电等项目,开展了天生港电厂大会战和狼山港区建设。1966年至1976年,南通市的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2.5%,高于全国水平。农业生产在“农业学大寨”中也取得一定的发展。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文革”后的两年,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社会秩序开始走向正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开展,使国民经济开始步入恢复和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初期,南通农村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率先突破,城市改革以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为重点开始起步,流通体制改革逐步破题,乡镇工业和私营经济开始发展。在经济结构上,南通从市情出发,确定上轻纺、促轻纺的指导思想,抓住了当时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日用消费品需求增大的历史性机遇,加上改革激发的活力,80年代初,市区工业经济效益在全国220个城市中名列前茅,南通由此成为“明星”城市。

 

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南通进入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1984年4月,国务院批准南通市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同年12月,又批准在南通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拓展了全市经济发展的空间。这期间,南通加强外向开拓工作,“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增加出口创汇”的思路和实践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1986年,南通跨入了全国20个工业总产值超百亿元的城市行列。1992年,南通名列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城市投资环境40优”。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全市上下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改革开放出现了新局面,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城乡面貌进一步改观。全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加大了国营、集体和乡镇企业改革的力度,促进了企业改组、改造和管理加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逐步建立。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外向型经济初具规模,外资、外贸、外经各项指标不断刷新,各类开发区得到较快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进展,城乡环境面貌逐步改观。城乡经济在改革调整中出现结构性变化,二三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随着一批造船、电力、冶金、精细化工等企业的兴办,南通工业改变了轻纺工业为主的格局,新兴产业初露端倪。与1980年相比,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三番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翻三番。全市提前实现小康,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南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拓进取,奋力赶超,成功走出一条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跨越发展之路,实现了从崛起苏中到融入苏南,进而挺进长三角核心圈的城市振兴。

 

通过“十五”、“十一五”两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实施,南通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城市形象和综合竞争力迅速提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2010年南通GDP名列全国地级市第八,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由“十五”末的第29位提升至第26位。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010年总量进入全国地级市十强,列全省第四。南通提前三年在全省江北率先达到省定全面小康标准,2009年以市为单位达标,2010年所辖县(市)全部达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目标基本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确立。民营经济由“三分天下有其一”迅速发展为“半壁江山”。资本市场“南通板块”异军突起,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数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十强。开放型经济重返全省第一方阵,利用外资跻身全国前十强,对外贸易进入全国三十强,外经合作保持全省领先。以苏通大桥通车和洋口港、吕四港两大深水海港通航为标志,南通结束“有江无桥、有海无港(深水海港)”的历史,进入桥港经济新时代。建设“民富、村美、风气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城市化率提高到55%,比“十五”末提高10.4个百分点。“五城同创”取得成效,荣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十一五”末,南通圆满实现“全面达小康、建设新南通”的目标。面对新的发展时期,中共南通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在江苏江北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为目标,加快建设江海交汇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较强的特大城市、国内一流的生态宜居城市,实现沿海开发、农业产业化、文明城市建设、居民收入增幅全省领先,科技竞争力、生态创建江苏江北领先,社会管理创新全国领先。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在中共南通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南通历史上新一个“黄金十年”再次启程。

 


史志通二维码
扫一扫关注
友情链接:

关于我们|网站地图|联系我们|民意征集

主办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Copyright 2014-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苏ICP备18056518号 苏公网安备 32060202000505号 Design by : worldid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