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萦绕在我们脑际，勾起我们对他的深沉思念和无限追忆。

一

我们和伟达同志相识、共事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

193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指派唐守愚（唐绍宗）、陈伟达、吴佐成3人组成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简称江北特委），到苏北开辟抗日救亡工作，由唐守愚任书记，伟达同志分工负责军事工作。不久，我们也受到党组织的派遣到达通、如、海、启，并先后参加了特委领导工作，从此，与伟达同志并肩战斗，共同度过了6个难忘的春秋。

江北特委刚建立时，面临的环境极其险恶，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党的组织活动已被迫中断5年之久。日军于1938年春就侵占了南通、如皋等重要城镇，并控制了主要交通线，广大农村则被国民党各派杂牌武装势力所盘踞。有鉴于此，特委决定首先利用合法身份，在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以自己坚决抗战的模范行动，争取上层，团结教育士兵和中、下级官佐，发展秘密党员，建立地下组织，进而达到直接掌握和控制部分武装的目的。伟达同志作为特委分工军事工作的委员，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根据特委决定，陈伟达、吴佐成等同志通过投笔从戎的顾民元、马一行的关系到了江苏省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特务总队（简称“特务总队”）。不久，伟达同志就在如皋县双甸崔家河一带，组织指挥特务总队一个分队伏击日军。由于战前准备比较充分，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构筑了简易工事，当日寇抢渡崔家河时，伏击部队迅即以猛烈的炮火封锁了渡口。日军在付出了9人伤亡的代价后狼狈逃窜。此战显示出伟达同志的军事才干，因此被提拔为特务总队一大队的大队副。

伟达等同志团结原在特务总队工作的抗日进步分子，很快掌握了部队政工部门领导权。同时，还在中共部门抽派部分人员下到部队，以便能掌握和控制一些武装。在伟达同志的促成下，1938年秋，特务总队进行了扩编，并邀请《新通报》主笔李俊民任参谋长，顾民元任秘书长，将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吸收了一些抗日进步青年到政治部工作。这时洪泽也由党组织派到特务总队。此后，特务总队还举办了一个培养班（排长的教导队），由共产党员郭守信任政治部指导员。

1938年10月下旬，由于国民党军内部派系倾轧，特务总队遭到复兴社系统的武装包围、缴械。伟达同志临危不惧，将在特务总队政工队的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一部分转移到金沙、西亭一线，在李俊民的家乡住下来，一部分找关系暂时分散隐蔽。

几天以后，唐守愚、陈伟达同志又通过关系与驻扎在如皋马塘的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简称“抗战支队”）取得了联系，除洪泽根据特委的决定带了八九个人到陈品山的南通常备大队开展工作外，其余都到了“抗支”。抗支政治处主任梁灵光是经党组织同意到苏北参加敌后抗日斗争的。梁的爱人朱含章是伟达同志在暨南大学的同学，因此，伟达同志很快通过朱含章结识了梁灵光，并在梁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下，在抗战支队开展工作。

伟达同志十分注重和灵活掌握“利用合法，独立发展”的方针。1939年，他担任抗支第一总队政训室主任兼第十四中队长时，利用国民党如皋县长、支队长吴卫久急于扩充实力的欲望，主动请求辞去政训室主任职务，专任中队长，带领部队到通西刘桥、石港、唐闸一线，动员扩军，充实骨干，整饬纪律，严格训练，主动出击，打击日伪。通过斗争实践，很快扩编成大队。这支队伍在群众中影响颇大，当地开明士绅和基本群众都夸赞：“陈大队长的部队真抗日、不扰民，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更难能可贵的是，伟达同志不仅在农村中动员扩军，还组建了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武装力量。明确提出工运工作“不能单纯搞秘密党而不抓武装，只有掌握枪杆子才能站稳脚跟”的主张。经他深入细致的工作，竟然在驻南通日军的眼睛鼻子底下，先后动员组织了3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了抗战支队，并组建了南通独立分队和妇女分队，成为一支完全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又成立了第二和第三分队，1939年编成一个中队。后来编入由伟达同志担任大队长的抗支第一纵队第二大队。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江北特委从当初无一兵一卒，发展到所控制的武装有：抗战支队两个大队、南通独立分队、妇女分队和沿海盐民自卫队等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江北特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到各种武装组织中去”的指示的结果，其中与伟达同志的呕心沥血和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

伟达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他没有书生气，政治上成熟、老练，善于团结各种人，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是一名优秀的党的工作者。

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他就很注意在校工中开展工作，亲自找进步工友范龙、赵一平（赵兰芳）谈话，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学习文化知识。后来，当学校遭国民党特务搜捕时，他就是在进步工友的掩护下安全撤离的。特委建立以后，范龙、赵一平也回苏北参加了抗战，在伟达同志的教育培养下，他们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优秀的地方工作干部。

1938年10月底，伟达同志到达马塘后，他一方面抓紧在部队开展工作，一方面通过关系约请南通大生一厂的进步工人孟桂林、王治平到马塘，介绍他们阅读进步书籍，帮助他们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并介绍孟桂林参加党的组织，布置他回厂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伟达同志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化装成大生一厂职员，进入日伪戒备森严的唐闸大生一厂，秘密召开进步工人、职员座谈会。在伟达同志的关心下，大生一厂很快恢复和重建了党的组织。伟达同志还积极建议，要求省委派有工运经验的同志到大生一厂来开展工作，不久省委先后派俞清、孟一如同志到大生一厂任地下党支部书记，积极领导工人群众与日伪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大生一厂的地下党组织一直坚持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在南通日伪的统治中心，为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显现出伟达同志的远见卓识和知人善任的组织才能。

伟达同志对革命事业有着高度的责任心。1939年底，在海门发生了“凤凰桥事件”，抗战支队二总队一大队在副支队长兼海门县长郑枢俊的唆使下，勾结张翼的保安二旅，向坚持抗战的二大队发起突然袭击，洪泽被打伤，二大队部分被缴械。在这关键时刻，伟达同志协助梁灵光将打散的队伍集结起来带到通西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战争，减少了“凤凰桥事件”所造成的损失。1940年4月，国民党驻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下令调抗战支队北上泗阳地区，目的是向八路军南下部队发起进攻。江北特委闻讯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伟达同志积极主张将我们控制、掌握的部队留在通、如、海、启地区坚持斗争，并将部分武装拉到通西，尽量拖延时间，等待江苏省委的指示。这时，吴卫久三令五申催促部队到马塘集中，而国民党税警一团徐继泰部又步步向通西逼近，部队不得不开到马塘。在马塘，江北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进行了调整，决定伟达同志和洪泽随部队北上，相机行事；唐守愚调省委工作，由赵毓华代理特委书记，钟民、周一峰任特委委员，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部队北移途中，因炸弹意外爆炸，伟达同志受伤住院。但他不顾伤痛，对未竟工作做了仔细的交代和安排。在新四军挺进纵队郭村保卫战前夕，伟达同志伤未痊愈，又及时赶到郭村，投入了新的战斗。

伟达同志深知战争的伟力存在于千百万动员起来的群众之中的道理，与特委其他同志通力协作，通过两年广泛深入群众工作，使得江海平原的抗战气氛空前活跃，至1940年8月，建立起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党员人数达到150余人，团结了各种进步力量，这为后来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

1941年3月，中共苏中四地委组成，伟达同志担任地委社会部长兼四专署保安处长，我俩分别担任副书记和宣传部长。经过短暂的分别，我们又相聚在一起。根据地初创，百废待举，伟达同志又以极大的热情，忘我地投入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

当时，根据地内社会治安相当复杂，既有国民党顽固派残余势力，又有汪伪特务、汉奸，革命队伍内部也混入了个别异己分子。伟达同志首先抓了专政机关的组织建设，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了公安局，配备了得力的公安干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锄奸肃特的斗争，纯洁了内部。在他领导下，各级组织还建立了严格的保安、保密制度，有效地保卫了各级领导机关的安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分区和各县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一直坚持在原地斗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苏中区党委和新四军一师师部等领导机关也驻扎在四分区，并先后多次在海复镇、南坎等地召开了重要会议，而敌人的“扫荡”部队有时与我们就近在咫尺，可就是找不到我们，而且常常被动挨打，这些都得力于严密、周详的保安工作。

为了能做到知己知彼，特别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化被动为主动，伟达同志领导建立了分区情报网，及时收集日伪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根据地制定有关方针政策、部署军事政治斗争提供依据。伟达同志曾经派马世和同志进入日伪占领的南通城，利用社会关系打入日伪“清乡”机构，获取了重要情报，曾被陶勇同志称赞为起到了拿枪的新四军不能起的重要作用。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伟达同志在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所做的重要贡献。

1943年4月，日伪纠集重兵，对苏中四分区进行残酷的“清乡”，妄图歼灭我军主力，彻底摧毁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苏中抗日斗争出现了空前尖锐、复杂和困难的局面。

根据粟裕同志关于组织精悍武装、深入敌后、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的指示，伟达同志从分区部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政治上坚定、富有作战经验的人员，配备了短枪，组建了分区“政治保卫队”（简称“短枪队”），他亲自任队长，南通、海门、启东、如皋也都建立了短枪队。短枪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虎穴，开展据点游击战，镇压证据确凿、死心塌地、作恶多端的汉奸、卖国贼。1943年4月20日夜，南通短枪队潜入戒备森严的天生港，将催运封锁器材的如皋县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击毙在旅馆里。接着，又先后逮捕和处决了伪南通特别区公署第九区区长朱崇汉和保甲指导员梁振强、三丫子镇伪七乡“清乡”办事处主任孙祖贤、曹家镇伪“四乡联合办事处”主任徐宝明。短枪队的果断行动，大大鼓舞了群众反“清乡”的斗志，震慑了日伪，在根据地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反“清乡”斗争中，最能显示伟达同志斗争艺术的是“汤团”行动的具体策划和部署。反“清乡”斗争前，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出于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的考虑，决定充分利用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同志特定的社会关系，派“汤团”打入伪军内部，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战术，相机配合反“清乡”斗争。

这一方案的具体组织实施，许多实际工作都由伟达同志承担，诸如怎么打进去？进去以后怎么行动？部队驻地如何安排？怎么及时、有效地与之联系？根据地军民怎么假戏真演地对“汤团”进行“声讨”？等等。经伟达同志深思熟虑后，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周到细密。“汤团”打入伪军以后，利用日伪内部矛盾，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汤团”控制了海门、青龙港和牛洪港等沿江口岸，以开办“协记公行“为掩护，沟通与苏南的交通联系，掩护党政军干部过往，搜集日伪重要军事情报，购买、输送军需物资，秘密处决日特汉奸，积极配合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1943年9月29日，在反日伪“清乡”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汤团”遵照党的知识，在南通县的金沙、石港、刘桥和三余等十几个据点同时举行暴动，伟达同志和南通县长兼警卫团长梁灵光同志率部接应，“汤团”胜利地回到了根据地，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伟达同志是1944年冬离开苏中四分区的。从抗战胜利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一直在苏中继续原地斗争，伟达同志则由浙东纵队调任到了华野主力中。他戎马倥偬，转战大江南北，虽音讯难通，但我们对他在军队政治工作上的许多建树仍有所闻。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在浙江工作，我俩则一直在江苏、上海，虽江浙、沪杭毗邻，但大家都忙，见面的机会很少。1983年，南通市举行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1987年，召开江北特委史料审稿座谈会，我们都盼望能与伟达同志在江海平原再度相聚，可是他却因为工作难以分身未能应邀赴会。论年龄伟达同志比钟民小，论身体比洪泽强，谁能想到他因积劳成疾，竟一病不起，先我们而去。而今，我俩已届耄耋之年，我们有幸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伟大祖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伟达同志长期战斗、工作过的江浙地区，一直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对此，伟达同志的在天之灵应当感到慰藉！

（本文原题为《江海情长战友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