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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发布时间:2018-09-08     


江苏省南通市东濒黄海,南临长江,三面环水,形同半岛,南与上海、苏州、无锡相望,北与盐城接壤,西与泰州毗邻,沿江沿海多处具有良好的建港条件,向有“江海门户”之称。现辖有崇川区、港闸区、通州区、启东市、如皋市、海门市、如东县、海安县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28万人。全境地处季风带,日光充足,降水量充沛,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明清以来即为粮食、棉花、淮盐等大宗物品的重要产地。清末民初之际,南通纺织业、交通运输业和教育、文化、医疗等设施在全省跻身于先进行列,产业工人和在校学生的人数在全省也占有相当份额,经济社会影响在长江三角洲北翼相对突出,同时,也是江苏省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地方。五四运动期间,反映不同政治主张的报刊书籍进入南通,在知识分子中,结社、集会、创办刊物,成为探讨各种社会问题,发表各自主张的社会现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南通地方组织建立后,南通地方党组织结合具体实际,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形式,历尽艰辛,逐步成为南通区域社会发挥主导影响的核心力量。


 

党的秘密组织的斗争以党的早期组织创建为发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达到了遍及城乡,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时期,南通地方党组织在已有公开组织的同时,为适应斗争需要,建立秘密组织,并在秘密组织系统内,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化、层级化工作体制。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通党的秘密组织对抗日时期斗争成果有了全面继承和发扬,为南通地区革命事业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2年,境内已有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1923年6月,如皋籍(今如东县)中共党员吴亚鲁发展陈雪生入党。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沈雁冰负责筹建中共南通地方委员会,南通被列为部署发展组织的地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恽代英、赵世炎、袁玉冰等通过秘密联系方式,利用有利时机,帮助改组后的国民党建立地方组织,扩大革命阵营,积极在南通进步青年中发展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南通各个县(市、区)普遍建有中共支部。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共南通独立支部、中共江苏省立第一代用师范学校支部、中共如皋支部、中共如皋师范支部(如皋师范即江苏省立第二代用师范学校)等早期党组织成立,其中,中共南通独立支部、中共如皋支部直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1927年7月至11月,中共如皋县委、南通县委、海门县委等党的县级地方组织成立。同年秋,中共江苏省委为领导当年的秋收暴动,组建党在南通、盐城、阜宁等地的跨越县级区域的地方组织——中共江北特委。嗣后,中共南通特委、中共通海特委、中共南通中心县委相继承担领导跨县域的革命斗争,推动革命形势在工厂、学校和农村展开。1933年6月,南通中心县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同年11月省委建立由省委和中共崇明中心县委双重领导的中共南通临时县委。1934年春,中共崇明中心县委和中共南通临时县委受到破坏,南通地区党的组织活动被迫中止。南通地区一些失去组织关系者,或坚持寻找党的组织,或从事进步活动,或在群众自发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1935年,叶胥朝支持俞铭璜等20多人创办“春泥社”,在《如皋导报》开辟副刊《春泥》;在《皋报》开辟副刊《谷雨》,成立社会科学研究小组;潘也如与俞铭璜等在“春泥社”建立革命秘密小组,并以苏北救国会名义出版油印刊物《救亡通讯》。1935年12月,郁永言积极支持南通女师学生抗日救亡赴宁请愿活动。1936年,顾民元与江上青等人创办《写作与阅读》月刊,并在1937年4月吸收李守章(即李俊民)、施与(即史白)等为编委,刊物开始刊发抗日救亡的内容。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黄逸峰、茅珵、顾民元、马一行、单仲次等南通地区一些失去中共组织关系的人和进步青年、爱国人士,到上海、武汉、南京、延安等地寻求党的领导。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重建后,南通地区党的组织发展工作经历了多个组织系统分头并进、中共中央东南局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委员会会统管和苏中区党委管理三个阶段。1938年3月,日军登陆南通,国民党南通地区的党政军警特机关撤至南通农村,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派茅珵以抗日爱国分子的身份回到江北,打入国民党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任政训处主任。1938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派中共党员王进到爱国青年瞿犊在启东组织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中从事政治工作。同年秋冬,顾民元在与中共中央特科接上关系后与沈维岳加入中央特科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同失去组织关系的顾南洲、顾炎英、王兴宇、许诚等组织抗日武装。由于上级不要求“武抗”从事党组织发展,“武抗”在南通地区的工作主要为情报、兵运两大类。

 

193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重建中共江北特委,派遣唐守愚等进入南通地区。江北特委在工厂、学校、农村推动抗日斗争的同时,发现、培养抗日斗争积极分子,并根据中央、省委“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部署,先后在工厂、学校和农村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南通地区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中共组织活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整理党务决议》,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久,特委根据省委的部署,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在国民党地方部队进行组织发展。

 

1939年春,江北特委通过自己掌握的抗战支队妇女独立分队的训练计划,将情报、民运作为训练内容,并在该部发展6名党员。1939年春,新四军一支队在苏北的江都、泰兴、泰县等县(包括以后划入的海安县的部分区域在内)重建党的地方组织。1939年3月,中央特科派杨进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南通区特派员名义开展南通地区敌伪顽的情报工作和对启东县两支抗日武装的政治改造工作。不久,杨进经上级批准,介绍沈维岳入党。同年5月,建立中共苏北工作委员会,担负开辟江、扬、泰等地区工作,崇明临时工委划归江北特委领导。1939年6月,国民党中央制定《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规定“任何纠纷皆当取决于领袖”,进一步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影响,进一步确立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地位。受其影响,南通地区敌伪顽我错综复杂的斗争格局基本形成,江北特委在国民党地方机构发展党员,在一些党员人数较多的学校、集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建设。中共泰县委员会在海安一带建有雅周区委和曲塘区委,两个区委承担了情报和兵运工作任务。同年7月,中共苏北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苏北临时特委。10月,苏北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苏北特委。1940年5月,省委决定江北特委的主要工作是为迎接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作准备,江北特委的关系交给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前委领导。随着新四军在苏北开辟地区的扩大,为加强统一领导,1940年9月建立中共苏北区委员会(简称苏北区党委,下同)。新四军在如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也为党的地方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创造了条件,江北特委作为党的秘密领导机构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上级决定苏北特委和江北特委同时撤销,在其所属地区分别建立建立如皋中心县委和泰兴中心县委,隶属苏北区党委领导。江北特委基本上依照省委按工人运动、职员店员运动、学生运动、教师运动等垂直系统建立组织的做法,改变了过去党的地方组织,按区域横向设立下级区域组织的形式,在其存续期间建立了1个工委、14个党支部和7个区委,党员人数有159多人,直接掌握、控制了部分武装,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原则的落实和秘密工作骨干的培养以及迎接新四军东进,作出了先期开辟。1940年9月,江北特委撤销后建立的如皋中心县委领导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5县党的工作,为新四军进驻通如海启作先期准备。1940年10月,如皋县以运盐河为界,分设如西、如东两个地区。如西地区建立如西县委、划归泰兴中心县委领导。1940年10月,新四军在曲塘建立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下同)。“联抗”内建党的秘密组织,负责掩护地方党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等任务。在海安境内的党组织时属泰兴中心县委。1940年11月,如皋中心县委改称南通中心县委,为南通、如皋、崇启海三个县委的组建以及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在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有利条件。不久,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东进通如海启。

 

 

皖南事变后,南通境内地方党组织面临抗日、反伪、反顽的新形势。1941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华中划为苏中等8个战略区,各战略区建立党委、政权,苏中区党委撤销南通中心县委,建立苏中第四地方委员会(隶属苏中区党委,下辖南通、如皋、海启3个县委)。同时,建立苏中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建立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9月,新四军一师三旅兼苏中第四军分区,1944年12月免兼第四军分区),形成了与泰兴、泰县、东台等地相邻的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13日,日伪军出动1万多人,对苏中进行“大扫荡”,占据了李堡、掘港、马塘、双甸、岔河至石港、三余、大中集、潘家等点线,妄图在交通干线布设大小据点,以大据点(一般为交通枢纽)配置机动部队对布防的小据点形成兵力策应的方式,围住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力量,进而威逼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扩大投降派阵营,助长伪化势力,最终达到扼杀抗日力量的险恶目的。在日伪军的攻势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些沿交通干线的乡镇沦陷,新四军主力部队跳出敌“扫荡区”,在外线寻找敌之薄弱环节实施打击。受其影响,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出现了投敌附逆倾向,国民党顽固派亦有借日伪“扫荡”,我主力跳出外线之际,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挤压我根据地的图谋。针对有可能出现的敌占区域伪化势头上升、国民党顽固派借势挤压的危急局面,中共华中局联系苏南反“清乡”斗争中建立秘密组织的经验,决定在苏中地区建立党的秘密工作系统。不久,苏中区党委决定自上至下另建党的秘密组织,派遣有合法职业、政治面目未公开的党员,以灰色的面貌为掩护,组建由各级党委掌握的地域明确、层级对应的独立的秘密组织系统,以便在公开的组织不能立足时,由秘密的组织系统在严峻的形势出现时发挥作用。通常情况下,秘密组织系统实行单线联系,党内以“乙种组织”作为代号称之。依照苏中区党委的部署,各级秘密组织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为方针,在敌占区或可能沦入敌手的地方团结、争取抗日积极分子,发展秘密党员,根据其上级领导的组织要求,承担相应的任务。

 

1941年,南通境内的地方党组织在敌伪顽占据的城镇建立秘密组织系统。同年秋,苏中三地委建立地委秘工部,时属三地委的如西县委成立秘密县委,李友白任书记。如西秘密县委所辖秘密区委、秘密乡委,普遍建立各自掌握的党的秘密组织,除了地委直接派遣人员,区、乡两级党的秘密组织,分别设特派员对所辖区、乡的秘密组织成员实行单线领导。1941年11月,中共苏中兴东泰特区工作委员会建立对外用“联抗”政治部民运科的名义建立的工作机构,泰县秘密县委将海曲北中心区委交由兴东泰特委领导。不久,四地委派遣陈自求通过兴东泰特委有关人员的协助,进入高邮、兴化韩德勤部驻地,从事秘密工作。同年11月,如西县丁堰、林梓南部的通如工委(时属四地委管辖)的部分地区,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在敌伪占据的如皋城(时属二地委管辖),苏中区党委、四地委两级秘工组织均建有秘密联络点。同年11月,四地委派遣马世和进入敌占区南通城,与唐闸女工支部取得联系。马世和在敌占区秘密从事建党工作,了解日伪动态和掌握社会舆情,通过唐闸女工支部相机领导江北公司一公司(即大生一厂)工人以“跑班”、“做东洋曲”等形式出现的工人斗争,运用以灰色面目出现的工人斗争迟滞日军的“军需生产”,支援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1941年10月至1942年12月,苏中四地委为适应斗争需要,建立通海工委,通西工委,领导江南工委(苏常太工委)。南通县委、如皋县委、海启县委等党的地方组织,均建立若干分县委或县工委。在这一时期,党的秘密组织在地委下属的工委和县委下属的分县委、县工委普遍建立起来。1942年底,日军为了确保战力资源,克服兵力不足、战线过长困局,支撑太平洋战争,实行“以华制华”,支持汪精卫政府以“清乡”为国策,在苏北推行“清乡”实验区的“清乡”活动。为了应对复杂艰险的形势,苏中四地委普遍建立秘密党,党内以“乙种组织”为其代号,将“忠诚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作为秘密工作的根本,将“合法身份,灰色面目,单线联系,横向隔开”作为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

 

1943年4月8日,日军小林信男和李士群签定《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协定》,密谋对苏中四专署辖区的通如海启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乡’”,日军妄图将所谓苏南的成功经验用于苏北地区第一期实验区,同时,拟调3个师团日军在苏北实施军事行动,并以此为契机,对苏北伪化势力进行整肃,支持张北生任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实验区的行政公署主任,并以增加苏南地区的伪化势力在苏北的利益为手段,驱使以张北生为代表的新派伪化势力积极参与苏北“清乡”。苏中区党委针锋相对地作出反“清乡”斗争动员,确立“原地坚持”的斗争方针和“以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四地委积极贯彻落实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苏中区党委“打击新派伪势力,分化老派伪势力”的斗争策略,坚持原地斗争,从反“清乡”斗争形势入手,实行精兵简政,改造基层政权,在实施公开斗争部署的同时,迅速成立秘密工作部,任命谢克(后改名谢克东)为部长。地委秘密工作部在辖区内自上而下建立区域明确、层级对应的独立的秘密工作系统,实行地委秘工部和县委双重领导、以地委秘工部为主,实行垂直联系为主的县、区两级特派员制的秘密党组织领导体制。在敌伪军极易占据的通海地区,为保住与江南、上海的联系通道,对以灰色面目出现,此时正被新派伪化势力张北生之流相中并策反的通海自卫团,加强秘密党组织力量,使之作为附逆者投入伪化势力,就地接受伪化影响并实行原地驻防,然后相机暴动,打乱日伪“清乡”计划,粉碎敌人“清乡”图谋。为了确保部队牢牢控制在党的手中,经请示华中局、苏中区党委并得到批准,将崇明警卫团整体编入通海自卫团,由中共党员顾复生、汤景延、沈鼎立组成秘密领导班子,实行“汤团行动”。在汤团行动过程中,地方党委除通过报刊公开声讨汤团附逆,还通过党的秘密组织,对已被我方逆用的敌方人员、敌方情报部门施加确认影响,四地委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在汤团传送情报、筹措紧缺物资、护送我方人员过往、掩护汤团有关人员、制造并扩大敌伪内部矛盾等方面,提供有力配合。与此同时,南通境内党的秘密组织根据地委秘工部的安排,选派精干人员参与秘密工作培训,积极投身于敌伪军工作、情报工作、秘密交通工作等系统的斗争配合,在敌伪占据的主要地区基本上实现秘密工作联系的网络化,为稳准狠地清除日伪安插进我方的特务、暗探,在对敌占区、游击区中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实施坚决打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9月29日,汤团在我方策应下,在13个驻地同时发起暴动,一举打破张北生之流苦心经营的第一期“清乡”计划,苏中四分区秘密组织的斗争与公开的武装斗争取得了相互配合、粉碎敌伪“清乡”的基本胜利。

 

同年冬,日伪不甘心其失败,实施所谓“延期清乡”,妄图通过加强伪化势力,胁迫国民党顽固派对苏中根据地实施战略空间挤压,实行日汪蒋三股势力合流,形成共创“新和运”局面,力争压垮苏中四分区,控制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进而在整个苏中扩大、巩固伪化影响,挽救其以“华制华”政策的颓势。苏中四地委根据反“清乡”斗争新阶段敌伪顽合流和敌伪相互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既互相利用又各有疑忌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的新动向,针对日伪实行布置坐探建立特务情报网、武装强化编查保甲的图谋,肯定并推广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编门户牌和锄奸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清乡区“两面派”乡长慢编保甲、乱编门户牌做法予以规范,对伪化势力方面的人员开展“记红黑点”活动,支持党的秘密组织发挥隐蔽斗争优势,震慑、分化、瓦解伪化人员,清除内奸、特务。1944年1月,日伪在“延期清乡”部分得手的基础上,又实行“高度清乡”,在四分区中心地区和边缘区大量构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妄图加强分割封锁,全面落实伪化政策。地委城工部根据地委的指示,加大秘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派遣,破坏日伪特务情报网,推动区乡乙种组织将掌握“两面派”人物和伪军据点动态作为重点,压缩伪化势力影响,配合反据点斗争。

 

1944年10月,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随着斗争形势好转,苏中四地委秘工部和敌工部合并,成立城市工作部,部长谢克东。南通乙种组织系统一些党员转入公开工作系统,海启地区党的秘密组织更名为城市地下党组织,如西县秘密县委与公开县委的敌工部合并为县委城市工作部,敌占区的一些党员陆续撤往根据地。同年11月苏中二地委撤销,其下属的东台县委划归苏中四地委,江南工委从四地委划出,苏中四委城工部根据地委的决定对秘密工作系统的人员作了调整,一些工作骨干分期分批选派到党校学习、培训。东台县委划归苏中四地委后,其秘密组织划归四地委城市工作部管辖。

 

1944年底,四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将南通城、唐闸镇、天生港作为近期城市工作的重点,并酝酿部分基层组织和工作形式的调整。1945年1~2月,四地委决定建立南通城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工委,下同)南通城工委属地委城工部领导。行政上设城闸区,军事上配置城闸大队,对南通城和城闸一带的党务、行政、军事实行统一领导。地委城工部根据城闸一带的形势特点和斗争需要,明确规定城工委书记、城闸区区长身份公开,其他人员身份不作公开。同时,明确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加强建党工作,加强南通城和天生港两地斗争力量的配置。

 

 

抗日战争胜利后,地委城工部改称地委敌占区工作部,部长谢克东。党的秘密工作主要集中在南通城,茅镇、三厂、天生港、唐闸和崇明县。为了加强南通城秘密工作,四地委对南通城工委进行改组。同年8月,地委敌占区工作部改称地委城市工作部。同年10月,地委成立由南通城工委、苏中实验武工大队、南通县委城工部等单位共同组建,领导范围更大的“南通城市工作委员会(对外称“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苏中区党委派往城闸活动的苏中实验武工大队和地委城工部、城闸武工大队以及南通县委城工部,发展城市地下关系,组织地下军,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南通城。不久,苏中三、四地委合并,成立中共苏皖边区第一地方委员会(后改称华中第一地方委员会),一地委设城工部,谢克东调任如皋县委书记,任天石任地委城工部部长。

 

由于国民党部队抢占南通,解放南通城的计划取消,南通城工委撤销,地委以原城闸工作范围为基础建立城闸工委、城闸区。1946年3月,地委将南通城地下党工作从城闸区分离出来,另建南通城工委,由地委直接领导。1946年南通惨案发生后,南通城工委将城内部分党员和进步学生撤往上海或民主根据地。同年4~5月,城市地下党工作与城闸区工作又作调整,分为城闸工委、城闸区。

 

同年8月,华中一地委分为一、九地委,以原四地委所在区域(主要为南通地区的通如海启等县;1948年5月至1949年4月,代管江南工作委员会)建立九地委。鉴于南通地区处于敌后坚持的斗争环境,九地委重新建立党的秘密工作系统,在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区域进行隐蔽斗争。不久,地委任命尤旭为地委城工部部长,主要领导南通、海门和南通撤往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九地委城工部对外代号叫九分区参事部,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秘密工作方针,指导城市地下党的工作。同年10月,地委城工部撤销南通城工委,明确敌占区和所属的城市地下党由城工部派驻特派员领导。不久,设立上海特派员,任命徐智为上海特派员,对南通撤至上海的秘密组织实行领导。与此同时,时属一地委的如皋、紫石等县委也在斗争形势吃紧的关口,重建乙种组织系统,设县、区特派员。这一时期党的秘密组织的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与反“清乡”时期的乙种组织基本相同。撤至上海的地下党员,分别按职业、行业编入党支部或党小组,虽与上海的地下党有工作方面的配合,但无组织上的横向联系,党员联系仍以单线联系为原则。

 

1947年7月,地委城工部将南通城、唐闸、天生港三处的地下党组织合并成立南通城工委,内设妇委、工委等工作机构。1948年2月,南通城工委撤销妇委,改设学委。同年10月,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地委撤销城工部,尤旭等大部分人员调华中工委,部分人员撤往地委,上海特派员徐智调回。不久,地委在组织部设城工科,徐智任科长。

 

南通解放后,党的秘密工作组织逐步划归公开组织。1949年4月,九地委更名为中共南通区地方委员会,属苏北区党委领导。南通地区党的秘密组织成员的组织关系,基本上按照当时的职业对口划归对应的机构或单位的党组织。1950年初,南通地委、南通市委将党的基层组织公开的试点确定为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党支部。同年5月,完成试点工作,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党支部予以公开。同年下半年,根据地委、市委的部署,南通境内党组织全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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