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祖父沈彦行曾于1916~1919年赴法国当华工。归国后，创业报国，为南通早期工业化作了贡献。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沈氏常乐一族，由南京江宁湖熟镇逃避战乱渡江北迁经常阴沙至海门常乐镇东乡落户。始祖沈元炳、二世沈次廉、三世沈祖茂、四世沈子京、五世沈之珍均耕作自给、教私塾兼习儒业。六世沈彦行，1893年出生，1907年由乡人引荐入张謇创办的唐家闸资生铁厂当学徒，4年学成后，留厂当钳工机匠师傅6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两国人力资源极度紧缺，向中国求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的中国变革维新、救亡图存。在两次提出参战受挫后，为不破坏“中立”条规拟“以工代兵”，由协约国私营公司出面招募华工。年轻的沈彦行怀抱闯天下、学技术的大志，到上海求新机器厂应募，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当华工。法国和英国共招募华工约23万人，主要来自山东、河北。赴法国华工分前、中、后3期，航行3条不同的路线，共14万人左右。沈彦行为前期，经香港、越南西贡、印度孟买、埃及塞得，于1916年8月24日抵达法国南部马赛港。

华工们主要从事掘土、筑路、伐木、采煤、开矿、修铁路、运军火、挖战壕、排雷引爆等苦差。沈彦行作为1500名技术工人之一，先在西部莫尔比昂省的洛里昂市台波兵工厂做技工，后到中部区巴度市上尖轮船机车制造厂做技工。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沈彦行带了几大箱科技画报和机械绘图工具回国，仍在唐家闸资生铁厂工作，任铜匠间领班。按招募协议，沈彦行在法国期间是领的双工资，除法国政府发补贴外，资生铁厂工资照发，所以收入较为丰厚，有所积蓄。在法期间，西方先进的工业化生产和技术给沈彦行很多启迪，加之受张謇办实业教育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立志办厂、兴家致富、造福桑梓。

1920年资生铁厂歇业，沈彦行联系有志于发展民族工业的师傅、师兄共同集资1万银圆分100股，开办了“全昌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昌”）。全昌选址西公园西侧大储三栈南边空地（西被路7号），五开间、前后三进。厂门由5个3米宽的拱门组成，总长15.6米，5个拱门均有浮雕纹饰，中央凸起的三角形墙体上标有立体厂名，其建筑风格与唐家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楼外观相仿。厂区有生产车间、木模间、翻砂间、工具室、仓库、业务接待室、会计室、工人宿舍、食堂、沈彦行和长子沈国治（我父亲）卧室兼工作室等大小约20间房。后来，殷泉根、张阿根、“二和尚”、金子生等人在全昌附近开设翻砂间、打铁间、冷作间、木模间，承接全昌的汽车、机器零部件加工业务。

全昌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经营范围、资金总额、固定资产、执事人员、岗位职责、学徒培训、工资待遇、分红拆息等，均为沈彦行从西方国家学来的资本主义股份管理机制，在当时具有先进性。资生铁厂的领班师兄沈益机（浙江宁波人）是全昌的大股东任名义经理，起监督作用。营业主任沈彦行主持具体事务，月薪50银圆，车间老师傅30银圆，一般老师傅20余银圆，学徒6角大洋。不任职的股东不付薪金，年终分红。后来因为投入再生产不分红利，有些股东便退了股，最后只剩下沈益机、林万贤、黄锦云、吴连里、徐景梅、傅小毛、张再兴、康凤仪、沈彦行9名股东。他们都是老师傅，也各自举荐了一些艺徒来学生意，后成为机器厂的骨干。

全昌创办初期，购置机床设备，招聘机工艺徒，设车工、钳工和修理3部，以修理机器为主要业务，尤以汽车修理为主。1920年前后，南通交通运输业风生水起，汽车出现了，马路加紧修建。模范路与桃坞路交接处南边一片空地成为汽车停放场，这里有汽车行七八家，卖汽油、零配件、出租汽车。全昌也开了一家汽车公司，拥有3辆汽车，沈彦行为经理。那时汽车司机很抢手，精于修车的师傅更是吃香，全昌的王三保和黄凤兴均为修车能手。

1921年，张謇选址西公园北、临濠河地块兴建高档宾馆“俱乐部”。沈彦行承接了大楼全部水电安装工程。

1931~1936年是全昌全盛时期，规模逐渐扩大，不仅承担起原资生铁厂为全市各厂制造、修理机器的功能，还包揽江北所有电厂、油米机坊、内河轮船的各种机器修理业务。全厂拥有员工50多人。因社会车辆日增，机器快船日兴，农村榨油碾米改作内燃机，修理生意十分兴隆。沈彦行本着服务社会的心愿，不断扩大再生产，添置车床和高精度新设备，引进先进技术、扩大经营范围、承包安装工程，并试行从柴油中提炼汽油，至使全昌规模宏大，名闻遐迩。

（三）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叔祖父沈彦成从东北回南通，协助全昌机修业务。1938年南通沦陷，由沈彦成护厂，沈彦行携眷属辗转于海门、东台、松江、上海避难，并在英租界荣丰纱厂承包安装设备工程，以维持生计。1940年回南通，变卖部分设备让工厂复业，勉强维持生计。1945年抗战胜利，沈益机病逝，股东公推沈彦行为厂经理，总揽内外事务。沈彦行从上海购回多台车刨床，以复兴事业。谁料内战又起，民不聊生。工厂入不敷出，只能缩小开支，苦苦支撑。

1946年，沈彦行发起组织同昌、振华、隆兴等多家机器厂举办车工操作比赛，以展示南通城车床工技术水平，提高徒工学艺积极性。由全昌提供全部比赛工具和材料，沈彦行亲自检验标准配件，并主持与监赛，以“过三关”技艺比武，决出优胜者。获奖者披绶带，全昌出资邀请军乐队奏乐行街祝贺。全昌在当年南通机械行业中信誉好、技术强、质量高。沈彦行尤对技术精益求精，被推为前辈、尊为师父，在他手下学艺出师的技工分布于苏北各市县，均以出身全昌为荣。

（四）

沈彦行创办全昌机器厂时才27岁，未读过几年书，也不是毕业于洋学堂。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好学、见多识广、精通机械原理、勇于创造革新，得到社会公认。全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部分设备是自己设计制造的。有些机器零部件或复杂，或庞大，或精密，别的工厂无法加工，但到了全昌便能迎刃而解。在沈彦行的改造下，全昌由用一部几十匹马力的柴油机带动十几部车床，到用大马力拖动，再到在每部车床上安装小马达，操作便利许多。

沈彦行声名远扬，一次泰州溱潼电气公司的发电机组出了问题，他们万分着急，专程到全昌求助沈彦行去解决难题。

制造机器零部件少不了制图，制图少不了计算，计算又少不了三角几何的公式和对数表、计算尺，这些知识均为高等数学，沈彦行通过自学懂得了如何运用计算尺，精通冶金物理，设计出高精度的零部件。比如，在设计汽船螺浆叶片或水泵旋转叶片时，倾斜多大角度为最佳，很有讲究。沈彦行白天要承接生意、指导生产，晚上昏暗的灯下参考数据推算、查对数表、用计算尺算出数据，绘制出图纸制木模，翻砂浇铸毛坯，再上车床加工。

（五）

1949年2月，南通城解放，沈彦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大力支持配合工会工作。

在政府对私改造中，沈彦行和工人一样领工资，吃食堂。他技术好，能吃苦，车、钳、刨、铣、打铁、翻砂样样精通，既负责图纸设计、机械加工程序编排、铜件加工成份配制、木模翻砂检验，还到上海采购钢材、刀具，到协作工厂和加工点指导协调，联系业务。

1954年，沈彦行被选为南通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市工商联执委，市农具厂副厂长兼工程师。

1956年4月23日南通市地方工业局《关于新公私合营全昌机器厂如何以质量为中心及时完成农县生产任务的报告》记载：“全昌机器厂未合营前，要算是南通市范围内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私营机器厂。该厂共有职工37人，资方从业人员5人。”“合营时以全昌为基点集中了瑞昌、华兴、龙兴、顺华、徐福兴等五户新合营小厂……有工人151人，资方从业人员31人。由沈彦行任南通市农具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合营时的第一季度就完成了省下达的研制2000台棉花播种机的任务。沈国治夜以继日，有时甚至通宵不睡，经过数次修改，经省工业厅、农林厅鉴定合格，终于试制成功。” 后来还试制了切草机、打稻机、玉米脱粒机。

我还依稀记得全昌门口大量正在组装的水泵，这是为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农田电力灌溉工程任务生产的设备。年逾花甲的沈彦行废寝忘食地赶制水泵，巡视农机安装工地，连续几夜在姚墩坝抽水试泵。终因体力不支，患急性黄疸肝炎入院。市政府非常重视，但因医疗条件限制，病情恶化，在看到市长孙卜菁派员送来奖状，表彰他在农业机械研发生产中的特殊贡献时，面露笑容致谢，安然离世。南通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对他予以高度评价：“对工程技术 有所贡献，并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沈彦行同志的逝世，是本市工业技术人才方面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沈同志积极钻研技术，培养技术人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热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蔡元培说：“在欧华人就是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前驱。”周恩来指出：“一战华工来法系后来勤工俭学之前奏……归国后能以其所见布之乡里，以其所习应之实用，以其所学增益社会。”沈彦行正是“以其所见布之乡里”“以其所学增益社会”的一战华工之一。诚如南通文史学家穆烜说：“沈彦行是张謇缔造的‘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第一代机械工匠，又由工匠而自己创业，成为机械工业企业家。”

纵观沈彦行的一生，续写了南通早期机械事业的重要一页。他30多年艰难创业，未为自己置一砖一瓦房产，一心扑在事业上，忘我地投入农机制造电力灌溉工程，为南通机械事业的发展奉献了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