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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中走出的抗日先锋——宋祖望
发布时间:2022-07-28     作者:今 古


宋祖望(1911—1941),南通县油榨镇(今崇川区幸福街道)人,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南通县刘桥区区长、区委书记。他从一名普通学徒成长为工人武装的领导者,致力发展壮大抗日队伍,为配合新四军东进,成功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摩擦,扫清了开辟通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障碍。1941年4月9日,在争取国民党杂牌武装时不幸遇害。




1911年9月,宋祖望出生于一个小学教员家庭。少时家贫,一家8口仅凭父亲微薄的收入生活。为谋生计,宋祖望12岁高小毕业后便进入商店当学徒,每天工作10余小时。1928年春,宋祖望到大生一厂试验室当练习生,一年后被提为“三班”(最低一级的职员),不久升为“二班”。1933年,他被调到成包车间,成为相当于领班的职员。尽管厂方对他比较“器重”,但他不为金钱、地位所诱惑,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


宋祖望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因经受过艰苦的农村生活磨炼,他平素十分乐意接近工人并关心工人的疾苦,经常为工人排忧解难。工人们都说:“宋先生好,懂得我们工人的苦处。”有一次,厂里有个叫何宝贞的女挡车工忙中出乱,出厂时带了一把废纱头,被抄身婆抄到,厂警队长揪住其头发硬往岗亭拖。宋祖望知道后,为何宝贞说情,并为其作担保,这才息事宁人。还有一次,清花间挡车工崔山工作时发生事故,右手指被机器轧断,厂方借故将其开除,崔山的生活一时陷入困境。宋祖望不满厂方所为,对他伸出援手,每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对其进行资助,使崔山渡过了生活难关。


宋祖望勤奋好学,唐闸图书馆是他常去的地方。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报,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热情地把进步书籍介绍给青年职员和工人阅读。当时的大生一厂是不准工人在车间里看书、看报的,可是在宋祖望管理下的成包车间,这一条禁令无形中被取消了。他教工人读书识字,组织进步的青年职员上课,给工人讲形势、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因南通地区党组织尚未恢复,宋祖望自发组织张慎修、卞瑞芝、孟桂林、陆志英(陆斌)等大生纱厂职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3月,日寇侵占了南通城。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大生一厂的工人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宋祖望团结了一批青年工人,决心拿起武器上战场。他急切地盼望共产党来领导,一面派人寻找党组织,一面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活动。6月,宋祖望在厂里建立了秘密抗日组织,共10余人,张慎修、朱寄萍(陈瑛)等人都在其中。宋祖望教工人们唱革命歌曲,还陆续拿来《上海女工》《国际妇女问题》《论政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教程》等进步书刊给女工们阅读。




1938年8月,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简称“江北特委”)成立。9月,江北特委通过宋祖望与南通产业工人建立联系。10月的一天,江北特委委员陈伟达在石港镇约见了宋祖望,向他详细询问了大生一厂工人斗争的情况,并介绍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景,鼓励他团结和组织进步工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约见后,宋祖望带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工厂,按照陈伟达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11月,在江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大生一厂重建了党的地下组织。12月,在宋祖望的宿舍内,大生一厂党支部书记俞清为他履行了正式的入党手续。


不久,省委又调孟一如(化名杨家贞)到唐闸工作,在宋祖望的关照和牵线下,孟一如很快安顿下来并结识了朱寄萍、陆志英等人,妇女党员发展到10余人(后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孟撤退到唐闸附近的罗祖殿,通过宋祖望等人的关系隐蔽下来)。为了扩大抗日力量,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宋祖望积极地在大生一厂职员中(主要负责男工方面)开展工作,秘密召开部分职员参加的抗日形势座谈会。此后,在宋祖望等人的积极引导下,这些职员大多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2月,鉴于唐闸工人群众有积极参加抗日的要求,地下党又有较好的组织基础,再加上宋祖望在大生一厂工人群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于是经由陈伟达活动,宋祖望被任命为抗战支队驻通招兵办事处主任,负责动员唐闸工人下乡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宋祖望转移到唐闸近郊。他放弃在厂里已有的职位,为创建党所领导的武装而尽心竭力。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宋祖望的具体组织下,唐闸地区先后有3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了抗战支队。在抗战支队南通第一独立分队(大生一厂职工王治平任队长)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南通第二独立分队、第三独立分队。为了武装自己,宋祖望趁大生纱厂厂警、保镖醉酒之际,伺机夺得独立分队第一支枪——6寸手枪。抗战支队独立分队名义上属国民党地方部队管制,实际受中共地下组织控制,他们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抗日。不久,独立分队扩充为一个独立中队,由江庆曾任中队长,王治平任副中队长,宋祖望任指导员。


当时,独立中队坚持在唐闸一带进行武装斗争,斗争环境险恶,生活条件艰苦,不仅没有薪饷津贴,连衣帽鞋袜都要自带。宋祖望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在数九寒天仍身穿旧长袍,赤脚穿破鞋,还是乐呵呵的。他经常生动地、深入浅出地对文化低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战士进行抗日救亡和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等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他对战士们关心备至,把工资全拿出来作为部队的给养,还动员工厂内的职员踊跃捐献,为解决部队的伙食和战士的棉被问题出力甚巨,得到全体指战员的拥戴。有一次,国民党地方武装开出诱人条件,想拉拢独立中队的部分官兵,遭到断然拒绝,官兵们一致表示:“我们不会过去的,我们过去了就对不起宋先生!”


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宋祖望等人经常组织部队伏击敌人的运输汽车,袭击敌人的洋行,破坏敌人交通线上的电线和桥梁等,既打击了敌人,又补充了部队的部分给养和枪支弹药。部队的这些活动,在唐闸一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部队也在斗争中有了发展。后来,独立中队并入抗战支队一总队第二大队(陈伟达任大队长),编入国民党地方部队建制,按军衔发饷。宋祖望是上尉,月薪80元,但他每月除留16元自用外,其余均充入饷款,平摊给士兵,以解决士兵家庭生活的困难。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代主席韩德勤在苏北大搞反共摩擦。4月间,他竟下令急调苏北各地方部队北上,企图阻挠八路军南下,宋祖望所在的抗战支队二支队第二大队也被迫北调泗阳。5月,抗战支队负责人吴卫久利用亲信部队将二支队第二大队包围缴械,制造了“黄圩子事件”。当时,宋祖望等中队干部对吴卫久开展说理斗争,迫使吴卫久停止血腥屠杀,给资遣散部队,从而保护了抗战支队中的党组织和抗日干部战士。随后,宋祖望等人分别带领部分战士辗转来到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参加了新四军。组织上考虑到宋祖望在唐闸地区有一定群众基础,便派他回唐闸组织武装,以配合新四军东进。宋祖望等人依靠当地党组织,很快组建了一个中队的武装,活动在通西地区(指与南通城毗邻的四安、刘桥、唐闸等区,扼通榆公路、通扬运河等水陆交通咽喉)。




1940年10月下旬起,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地区。11月,南通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1941年1月,通西地区成立南通县第三区(刘桥区)工委、区政府,宋祖望担任区工委书记兼区长,县独立团二营(营长陈文炳,又名彦明;副营长徐永恒;教导员李兆培)也来到通西,协同活动,相互配合。其时,国民党顽固派蓄意破坏团结抗日,不断制造摩擦。宋祖望和陈文炳等率领部队坚决自卫。有一次,宋祖望、陈文炳带领60余名战士,来到通西严家小桥一带,遭到国民党杂牌军俞福基部队500余人的包围,宋、陈沉着指挥应战,战士们以一当十,击退了顽军的疯狂进攻,取得胜利。在通西地区,宋祖望率部打败了俞福基等部的多次袭击,为开辟通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扫除了障碍。宋祖望威名远播,敌人畏其如虎,一听到宋祖望的名字就吓得魂不守舍。而老百姓一提起他,总是高兴得竖起大拇指说:“了不得,非常了不得!”


1941年4月7日,宋祖望为了团结国民党地方部队“工人总队”一同抗日,与陈彦明、通信员曹文道前往驻扎在陆家庄的“工人总队”做工作。不料,“工人总队”正密谋投敌,宋祖望等一去即陷入魔掌。“工人总队”头目对宋祖望等严刑拷打,威逼宋祖望下令通西部队缴械。宋祖望无比愤慨地严词痛斥,宁死不屈。敌人黔驴技穷,将宋祖望等作为“见面礼”绑送唐闸,“工人总队”公开叛变投降日军。4月9日夜,敌人在十万步荡的五岳坝(今幸福街道张家园)进行屠杀,宋祖望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面对屠刀,正告敌人:“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今天打死我一个宋祖望,明天会有成千上万个宋祖望站起来!”敌人恼羞成怒,凶残地一刀又一刀刺向宋祖望,宋祖望最终被连戳40余刀,壮烈牺牲。


为了缅怀宋祖望等烈士,7月20日,苏中四分区领导机关在当时南通县党政机关所在地北兴桥隆重召开追悼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宋祖望,将宋祖望牺牲地张家园改称祖望乡,将无量殿学堂命名为祖望小学。1991年,当年曾任南通县县长的梁灵光到南通参加有关活动,欣然为祖望小学题写校名,他动情地说:“宋祖望是党的好干部,南通人民的好儿子!”南通人民永远不会忘了宋祖望等革命先烈,迄今,通州区烈士纪念馆及南通市烈士陵园都陈列有宋祖望的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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