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常州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先后在上海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曾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他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著作有上千万字，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他来到南通，在南通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应屠寄之邀到南通教学

1910年，吕思勉应屠寄先生邀请，到南通国文专修科任教。屠寄和吕思勉同是江苏常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对蒙古史的研究和《元史》错误纠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南通国文专修科由张謇创办，屠寄主持校务，重点目标是培养办理公文的人才。当时学校创立不久，很难找到教授公文写作的人，吕思勉虽然没有教授公文写作的经验，但他有过在苏州东吴大学和常州府中学堂教授国文和历史、地理的经历，而且他读过的近代奏议比较多，写的公文比较符合当时的规范，于是屠寄就邀请吕思勉来校帮忙教授公文写作。吕思勉应邀在南通教学，待了一年半的时间。

撰写文章针砭时弊

南通是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在张謇等先贤的努力下，南通较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是当时全国教育的典范。1908年底，南通就已经拥有初等小学54所。吕思勉根据他在南通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共7000余字，对统一初等小学国语通俗文教育提出了语言统一方案。他建议在初等小学阶段，将国文科全部改为国语，主要原因在于通俗文既适合初等小学生心智的发展水平，易于掌握，而且可以通过初等小学教育在全国的普及，为提高国民文化程度打下基础。吕思勉还应《东方杂志》征文，撰成了《禁止遏籴以抒农困议》，共1万余字，对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国家内乱进行了分析，主张实行积极的社会经济政策加以解决。他建议政府应当舍富恤贫，设立《救济法》，设置当地最贫困的农民所能接受的粮价底线，当市场上的粮食高于此价格，则由官府出面购买粮食并以底线价格卖给最贫困的农民，这样既能解决贫民粮食问题，也能使多粮的农民可以出售粮食有所收益。吕思勉在南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他在通期间撰写的文章足见他对社会现象观察之深，体现出了对贫苦百姓的关心和社会改良的深刻思考。

与屠寄拜访金于霖

金泽荣，字于霖，号沧江，朝鲜人，自幼喜好唐宋文学，1891年中进士后，曾在朝鲜议政府任职，是朝鲜著名的爱国者、汉学家、诗人、学者。20世纪初期，日本加速了吞并朝鲜的进程，逼迫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金于霖不愿当亡国奴，于1905年9月携全家流亡到中国，先后到上海、南通、常州等地。经张謇引荐，金于霖到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任编辑，此后在南通定居下来。1911年6月，吕思勉与屠寄一起拜访金于霖。他们谈到日本侵占朝鲜后毁灭了大量的朝鲜古籍，在如何补救历史古籍和保存民族文化的问题上，金于霖认为“非至其地、不能搜其书”，给吕思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吕思勉十分赞同他的观点。初次交往他们交谈甚洽，还互相赠诗。1915年10月，金于霖到常州看望屠寄时，吕思勉盛情宴请金于霖等人，并作诗云：“毗邻胜事梦多年，共此来游十月天。玉局先生烟雨际，荆川古宅菊花边。阆风玄圃知何处，玉佩琼瑶响四筵。老境笑人无分在，黄昏犹自越寒阡。”金于霖则赋诗答谢吕思勉，诗中写道：“别后诗篇看益妙，阿蒙刮目有由来。”对吕思勉的才学高度赞赏。吕思勉与金于霖虽然只有数面之缘，但他对这份友谊十分珍惜。1920年，吕思勉与同事游朝鲜义州，作《义州游记》写道：“吾有朝鲜之友二人，皆言朝鲜、中国犹一家也。”朝鲜之友即秋景球和金于霖。吕思勉后来在撰写《白话本国史》《中国民族史》时还借鉴了金氏《韩国历代小史》中的一些观点，晚年他还撰写了《到朝鲜去搜书》一文。

吕思勉与屠寄、金于霖等名士的交往对他日后的史学观点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他晚年的史学著作丰富了理论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