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前，南通市境为淮南盐区重要组成部分，存在过众多煎盐场。最著名的12所煎盐场存续时间长约1000年。随着海势东迁，盐区东移，昔日盐场绝大多数改为乡镇，有的且被建为县城。本文依据搜罗资料，重加考证，结果如次。

如皋场 得名于汉。如，往，到；皋，沼泽，水边高地。如皋，义为“到了沼泽”或“到了水边高地”。考如皋成陆之初曾是大江入海口北岸一处沙洲，地势较北面的戴庄、柴湾和东面的东陈高约 2.5米，境内多沼泽湖塘，故有是名。东晋义熙七年（411）设县，隋唐省入海陵县。《太平寰宇记》：“如皋港在县西一百五十步，港侧有如皋村，县因此为名。”唐太和五年（831）置为场，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升为县。由建场至复为县历时121年。2005年夏，建筑工人在地下挖掘出高密度古井集群，推测当与宋以前如皋仓积盐储运有关。

丰利场 唐至五代名称不详。也许曾称为“丰 利亭”之类。以“丰利”为场名始见于《宋会要辑稿》，盖取“盐利丰厚”之意，与通州“利丰监”名称含义类同。一说唐时有大圣寺，旁植枫树，有母女于树下经仙人指点后化灾为福，人们因而视枫树为吉利之物，由“枫利”音转而为“丰利”，并演化出“古枫”等雅名。系民间传说，不足据。按：北宋时有南、北两个丰利场，南丰利场属通州利丰监，北丰利场属泰州海陵监。《太平寰宇记》记通州利丰监所属8场中有“丰利”系指南丰利场，北宋中叶已裁废。未裁而延续后世者为北丰利场。

掘港场 “掘港”之名，始见于唐开成年间日本 国圆仁和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文作“掘港庭”。“庭”当作“亭”，为唐时基层初级盐务行政机构，因国别语言差异，以同音汉字记音，误写为“庭”。文中记叙运盐河曰：“掘沟宽二丈余，直流无曲，是即隋炀帝所掘矣。”于此知唐时称运盐河为“掘沟”。另据明弘治《两淮运司志》“掘港场盐课司”条“运河”目注文：“河至此掘绝，因名掘港。”综上可知，“掘港”义即“掘沟通海之港”。亭以港名。至宋始用为场名，见《宋会要辑稿》。一说地处海滨而近边无港，因称“缺港”，“缺”“掘”土音相同而讹。一说内涝无泄，于此掘堰泄洪入海，水冲成港，因名掘港。均系民间传说，不足据。

马塘场 唐称“郭补村”，见日本国圆仁和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五代称“金卤亭”，亭为基层初级盐务行政机构。以“马塘”为场名始见于《宋会要辑稿》。该书《食货·盐法》载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十月二十五日诏。文曰：泰州如皋县马塘创建盐场，以泰州马塘催煎盐场为名。”既曰“创建”，则以马塘为盐场名似不应早于南宋初。又，清光绪《通州志》载钟颖于宋太宗至道中（995-997）任马塘场催煎官，则本场之最早创建又当不晚于北宋初。惟其事不见于今本《宋史》钟颖传，未知州志何据。至于“马塘”二字由来，则有三说：一说本地成陆之初为潮间带，地形低洼，杂草丛生，有麋鹿成群，而麋鹿头部似马，土人寡闻，以鹿为马，遂称其地为马塘。考马塘成陆在南北朝时期，而晚唐时尚称郭补村，故此说不足据。一说唐乾封初（666）薛仁贵东征高丽，曾于此屯兵饮马，因而得名。考马塘非薛东征应经之路，故此说亦不可信。一说马塘得名当与牧马有关。考旧时马塘场南濒北海（三余湾），境内多草荡，当有放牧之利。而旧时朝廷亦有寓马于民之制。据明嘉靖《通州志》明代通州立有马神庙，衙门设有管马判官1员，专管马政。由此观之，五代至北宋时马塘确有可能曾是一个以牧马为主要产业的所在，并因此而得名“马塘”。后代本场文人自署其籍贯曰“骥渚”，盖源于此。今南京东部有一地名曰“马群”，系古时为皇室畜马之所，其得名缘由与马塘相类，可参考。

石港场 古称樵珊浦。樵，打柴；珊，珊瑚，形如树枝；浦，水边或河流入海处。传说古时此地生有一株珊瑚，有樵夫误为枯树，斫其枝而去，由此得名樵珊浦。考石港成陆之初本是以珊瑚礁为基础形成的海中沙岛，故民谚有“石港有石”之说。明清本场文人自称“石渚词人”亦源出于此。唐时涨接胡逗洲，为其东北缘。晚唐时古横江淤缩成清水港，石港为其入海口，遂有“珊瑚浦”（推定）之称；后以民间传说，又演变为“樵珊浦”。唐五代时建为煎盐亭场，称“樵珊亭”，亭为基层盐务行政机构。“石港”之名，始见于五代文献。其时吴与南唐相继在胡逗洲设立静海都镇制置院，辖要塞5处，“石港寨”为其一，寨以港名。推原“石港”二字含义，似以“礁石之港”最为 近之。以“石港”为场名，始见于北宋《太平寰宇记》，场以寨得名。场名一称“石堰”，始见于宋淮甸人陈晔《通州煮海录》。堰，低坝，兼有挡水、溢流二用。大概宋时曾在该场河口筑堰，旱时蓄水，涝时溢洪，故有此称。一说石港之名来源于开港得石：传说从前曾在此地开挖通海河港，于沙泥中得一石碣，上刻“凤凰所棲，乃是宝地；石港新开，幸福万代。”遂名其地曰石港。此说未说明石碣上的“石港”二字从何而来，故显属后人附会，不可信。

西亭场 古称半沙。以西亭为场名始见于北宋 初《太平寰宇记》。考西亭成陆之初本是胡逗洲东缘尖出于北海之中成东西走向的半岛，故有“半沙”之名。唐五代时建为盐亭，亭为基层盐务行政机构。西亭之得名当在此时。又考西亭之“西”当是相对于东亭之“东”而言，故建亭之初当有东亭、西亭之分；后东亭或以坍海，或以裁併及其他缘故，而湮没无闻，仅西亭存留下来，至宋初升亭为场，遂为西亭场。据清嘉庆年间所修《两淮通州金沙场志》，“古西亭分上下场”，至清代仍有上下场之别。于此尚可看出古代西亭场境曾经区分为东、西二亭的历史痕迹。一说宋初建场时因西亭场处于通州七盐场的西端，因以为名。考永兴、石港二场较之西亭更居西偏，故此说不足据。清南通实业家张謇读《宋史·河渠志》时，曾录其中与通州有关者并注：“亭因盐场所有，故西亭缘此得名。”可参考。（《张謇日记》“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条）

金沙场 金沙，本名古沙。以“金沙”为场名始 见于北宋初《太平寰宇记》。考金沙原属南布洲西缘，南布洲生成于南北朝时，与胡逗洲生成时间相距不远，历时古久，故有古沙之称。至唐五代时建为盐亭，亭为基层盐务行政机构。金沙之得名当在此时。关于“金沙”二字含义，清《两淮通州金沙场志》序谓取“披沙拣金”之义，未知何据。考南唐徐复治海陵盐政时，曾至马塘，见亭户以卤煎盐，感喟而叹曰：“此金也！”遂命马塘为金卤亭，又命石港为樵珊亭。由此推之，则金沙初始之名当为“金沙亭”，含义为“产金的沙洲”。金，美称盐也，因盐为当时金钱财赋主要源泉。后升亭为场，初名布洲场，北宋初又改名金沙场。

正场，在金沙镇西南。《两淮通州金沙场志》作“镇场”。清光绪《两淮盐法志》金沙场图作“正场镇”，是。清末《通州全属图》亦作“正场”。正场之名不知得于何时。《两淮通州金沙场志》称：“相传古金沙在镇场及姜灶港。”考明嘉靖《两淮盐法志》金沙场图，在场区西南姜灶港附近标有“五圣庙”、“上真庙”及4座桥梁，与盐课司所在地的“上真庙”、“五圣庙”及桥梁遥相映照，推测姜灶港一带当为宋元时金沙场署驻所，亦即后来之“正场”。再考正场之“正”，当是相对于“副”场或“併”场而言。据《太平寰宇记》，北宋初利丰监所属8场中有“利和场”，位于金沙场东南侧。该场于天圣中裁废。由此观之，大概北宋中叶利和场裁废时，曾一度作为金沙场的“併场”继续存在，因而称金沙场为“正场”。又，明代于 各场设盐仓，设于场署的称正仓，设于其他便宜之处的为便仓，音转而讹，遂称便仓之所为便场，正仓之所为正场。后因江流北蚀，海门县境大部坍江，不得已将县治西迁，寄治于本场南境，场署相应北迁于现址，而将原址仍称为正场，遂沿用至今。其北迁年代，当在明嘉靖十八年（1539）遭遇大潮灾之后，嘉靖三十年（1551）《两淮盐法志》成书以前。

余庆场 古名长沙。考余庆成陆之初本为南布 洲东缘的一块狭长沙洲，故有长沙之名。亭户于此煮盐，渔户由此出海。明弘治《两淮运司志》“余西场盐课司”条“山川”目有“长沙东社洲”，注文曰：“民灶取鱼贡，结社于此。”由此本场又有“长沙东社洲”之称。“余庆”之名始见于五代文献。其时南布洲已与胡逗洲涨接，杨吴与南唐相继在胡逗洲设立静海都镇制置院，辖要塞5处，“余庆寨”为其一。余，饶足；庆，幸福。余庆，即幸福丰饶之意。典出《易·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五代后蜀主孟昶有联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五代时已建为煎盐亭场，亭名不详。或许即称“余庆亭”，亭为基层盐务行政机构。北宋初升亭为场，即以余庆为场名，始见于《太平寰宇记》。

余西场 余中场 余东场 江场 余西、余中、余东三场皆由宋余庆场分设而来。三场名始见于《元史·百官志》。分设的原因是由于北宋中叶海 门岛涨接通州大陆后，余庆场辖境过于广大，分设三场便于元政府加强管理。三场名含义分别为“余庆场西部”、“余庆场中部”、“余庆场东部”。明弘治《两淮运司志》“余东场盐课司”条“关桥”目列有“余庆桥”尚可看出本场系由余庆场分设而来的历史痕迹。清末民初通州实业家张謇推行废灶兴垦时，将大有晋盐垦公司所在地取名三余镇，即源于该司垦区原为余西、余中、余东三场之地的缘故。地理学家研讨通州成陆过程时将北海称为三余湾，亦源出于此。明嘉靖年间为抗倭在余东场筑城，传说曾有异鸟飞降本场，文人因以“凤城”为本场雅称，始于清。

江场，明嘉靖中为余东场的东便仓，音转而称为便场。在余东正场东南。其地灶户多姓江，有江姓大户（歙县人），遂有“江家便场”之称。嘉靖中为抗倭，曾围筑土城。参见清康熙《两淮盐法志》图。清末民初演变为江家镇，后又改称包场镇。

吕四场 卢家场 吕四场始置于何时，颇难考 详。清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本场《图说》：“唐武德三年始辟。”盖父老相传，唐初已有先人至此始辟草莱，捕鱼为生，并开发盐业。后人多据此推断唐初已设场置官。考唐初因袭隋代盐政，通盐铁之利与百姓共之，不征盐税，中唐以后变革盐法，始设盐官，岂有唐初独于此地设场置官统制盐税之理？其讹误显矣！一说五代末建场，见于清咸丰中张宗绪《慕仙楼记》：“吕四为古白水荡地，五代末始置场。”考五代时通州姚氏有职衔曰“东海都场官”，——都场者，总场也，——则此说似有所据。一说建场于北宋初，见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太平兴国中，置利丰监，辖盐场七：西亭、永兴、吕四、石港、利和、金沙、余庆。”然查乐史《太平寰宇记》，北宋初通州利丰监所辖有8场，皆有名目，并无吕四，故此说亦不能无疑。

今考吕四，唐称白水荡，简称白水，见日本国圆仁和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五代属东洲镇。北宋初属海门岛（一称东布洲）。吕四作为场名，不见于北宋初叶《太平寰宇记》，也不见于北宋中叶《通州煮海录》，最早见于《宋会要辑稿》。该书“盐法”类载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七日诏（见本志《附录》），后有数语为注：“以本路茶盐司言：吕四港场一十五灶，近不置监官，止令知县兼行主管，职事稍重，故降是诏。”又，该书“绍兴二十八年”条载八月九日淮东提举茶盐吴巘奏言中，已列有“吕四港场”煎盐盘灶数额，且称“通楚州诸场皆是兵火以前旧场”，由此推知，吕四场系由港得名，得名时间至迟不晚于北宋中后叶。至于“吕四”二字含义，诸说不同，颇难考定。一般认为吕洞宾仙人曾四至本场，因而得名。此说始见于明弘治《两淮运司志》“吕四场盐课司”条。该条“古迹”目有“吕仙遊迹”，注云：“吕洞宾昔遊四次，故场得名。”而四至过程又有数说，多系民间流传，不系年代，其中惟清人张宗绪所撰《慕仙楼记》（见《艺文》章）于四至经历各系年代，最为完整典范。考八仙故事虽早见于唐、宋、元文人记载，然迟至明人吴元泰所著《八仙出处东游记传》才 归于定型流传民间，因此吕仙四游东洲事不见于宋人著作；而诸说之系年者又将第四次降临之期（场因而得名）系于明洪武四年（1371），较之《宋会要辑稿》首次记载本场名称推迟达200余年，其为后人穿凿附会者明矣！穿凿之由，在于本场位居海角，产仙鹤（丹顶鹤），而俗传吕洞宾故事中有江淮斩蛟、岳阳弄鹤、客店醉酒等情节的缘故。俗又因宋人吕夷简曾通判通、濠二州，以为本场系因吕夷简四至发赈得名。又以本场系北宋盐场，以为曾有场官名吕晋，为官四任，有德于场，因以为名（参见本志《盐区风土》）。二说亦系传说，不可据。考宋时本场位于长江口与北海口二“口”之间，境内港口纵横，而二“口”纵叠则为“吕”字，二“口”横排则似“四”字，“吕四”二字恰好象征本场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吕港、四港或即以此得名（四，好事者后又添加“氵”旁写作“泗”），嗣后建场，亦即用为场名。又考余东场境在北宋至和中曾称为吕灶（吕姓，江南句容人，传说最早至余东烧盐），而余东与吕四毗邻，或许最早前往吕四捕鱼烧盐者亦为江南吕姓，共有四灶，久之，遂有“吕姓四灶”之称，嗣经简化而为“吕四”，即以名港，后又用为场名。以上二说，于理近之，尚乏实证，有待新的文献或考古发现。明嘉靖中于本场筑城防倭，因传说吕洞宾曾骑鹤至本场，文人遂以“鹤城”为本场雅称，始于清。

卢家场，一作芦场、芦家场，明嘉靖中为吕四场的东便仓，音转而称为便场。在吕四正场东南。其地灶户多卢（芦）姓，遂有卢（芦）家场之称。清初坍于江，见康熙《两淮盐法志》通州十场灶地总图。

栟茶场 古名南沙。大概在汉代生成如东古沙 洲群时另有北沙，故名。以“栟茶”为场名始见于《宋会要辑稿》。据《太平寰宇记》，海陵监有“南四场、北四场”之分（未著各场名），推断其得名时间至迟不晚于北宋初。或许晚唐、五代曾称为“栟茶亭”，以后升亭为场。至于“栟茶”二字由来，颇费猜详，解者有二说。一说唐时曾称“贲家汊”，后雅化为“栟茶”。考今如皋南乡、海安北乡有贲家庄、贲家集、古贲等地名，此说似不无道理。也许南沙初成陆时港汊众多，而最早前往开发者为贲姓人户，人们遂将港汊冠以贲姓呼为地名，如“贲家港”、“贲家汊”之类，后经文人加以雅化而为“栟茶”。一说唐时南沙生有棕榈（古称栟）、茶树各一株，干高冠巨，渔户下海捕鱼时据以辨认方位，于是闻名于时，为远近熟知，遂呼为地名。考棕榈、茶树均为古代树种，汉唐时广泛栽植，虽今日栟茶不是棕榈、茶叶的产地，但不能据以否认唐时曾经存在生长二树的条件，故此说似亦有理。二说孰是，有待新的文献或考古发现凭以判断。

角斜场 旧场 角斜场名，始见于《宋会要辑 稿》。据《太平寰宇记》海陵监所属有“南四场、北四场”（未著场名），推断其得名时间至迟不晚于北宋初。或许晚唐、五代曾称为“角斜亭”，以后升亭为场。至于“角斜”二字由来，清嘉庆《两淮盐法志》本场图有说：“其地广为里者十，袤为里者二十二，椭而修，如一角然，故名。“考明清二代本场东、南、西三面皆包孕于栟茶场境之内，如一楔；可知“角斜”之得名，系由于本场区域图形似角，而又呈东南向斜插于栟茶场区之内的缘故。场名一称东斜，亦以此。究其斜插之源，大概唐时前往栟、角二场境内开发煮盐的人户原属于不同的氏族，而又不愿相互统属，遂致各立“门户”，分区而治，以后历代相因，沿而未改。

本场场署于清雍正二年（1724）被海潮冲坍，乾隆三年（1738）大使黄三俊移建于费家滩（后改称富家滩）。为与新场署所在地相区别，时人遂呼原场署所在地为“旧场”。

西场 李堡场 西场之名，不见于《宋会要辑 稿》，最早见于明弘治《两淮运司志》。该志“栟茶场盐课司”条“公署”目列有“西场巡检司”。据清代《如皋县志》，该巡司设于明洪武二年（1369），则其得名当不早于宋末，而不晚于明初。考西场一称旧场（明万历《通州志》载嘉靖三十八年西场平倭之战作“旧场”），以东18里有地名“新场”（明弘治《两淮运司志》“栟茶场盐课司”条“仓库”目“便仓”子目注文有“新场庙”，清嘉庆《两淮盐法志》栟茶场图作“新藏庙”，当为一物二名），再东36里即为栟茶场。又考西场之“西”，当是相对于东场之“东”而言。据民国《栟茶史料》，栟茶场一名“东场”，经文人雅化，又作“东亭”。由此推之：西场当为宋时栟茶场署驻所；元时随海势东迁18里另建新场署，遂称宋时原址为“旧场”；元末明初又随海势东迁36里再建新场署，遂称现址（二迁址）为东场，一迁址为新场，而旧场之名亦以位置愈显西偏而改称“西场”矣。

李家堡，明清二代为縀茶场的副场。堡，土筑的小城，引申为围有土城或木栅的村庄。明弘治《两淮运司志》“栟茶场盐课司”条“公署”目列有“李家堡寨”，李堡之名首见于此。据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太祖洪武中，命信国公汤和视师，筑海上备倭城墙，籍民四丁调一为戍兵，如皋掘港始设备倭军营堡斥堠，与通泰所并列。”另据明嘉靖《两淮盐法志》栟茶场图，本场境内绕场司共设有土堡6座，由西北向东南分别为：李家堡（堡北有备倭营），杨家堡，缪家堡，解家堡（堡东有备倭营），孙家堡，徐家堡。由此推知，宋元时李堡作为煮盐的所在，也 许曾称作“李家灶”或“李家团”；至明初，以地居要冲、形势控扼，始围筑土城，置备倭百户，管领军士，用以防备倭寇。由此得名“李家堡”。至清代，堡虽圮而名不能改，遂得留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