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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山农民起义史料新发现
发布时间:2019-06-22     作者:吉祥


军山农民起义是发生在1863年南通地区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显示了太平天国后期潜在的军事战略走向,折射出清朝官方在江苏地区军政各派势力、(南)通州地方军政以及沙土地区的各种社会关系,其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后天会更是潜在的涉及到扬州、泰州、通州等地上万人,显示了较为广泛的地域社会背景和内在社会张力,从而引起了当时清朝官方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曾国藩、李鸿章直至清朝廷的重视。因此,这一事件是观察当时太平天国革命中心地区边缘的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


关于这次起义,南通文史专家管劲丞曾编著了《南通军山农民起义史料》(以下简称《史料》一书)。管劲丞编著该书时所据的官方文书主要有光绪乙亥《通州直隶州志》、李鸿章《朋僚函稿》。私家记载的主要有刘长华《梓里述闻》《槐云阁诗钞》、戴莲芬《鹂砭轩质言》、顾曾沐《希慥适斋笔记》、刘伟《无咎誉室笔记》。传说的有常熟柯某《漏网喁鱼集》、海门朱欣荣《深柳读书堂日记》、冯澂《瞻云楼外史》、陈坚《持庵忆语》、李仲璞《斋匪之案》等。管劲丞的《史料》出版后,成为研究军山农民起义的权威性著作。


近年,笔者因编纂《江苏省志·江苏人民革命斗争记略》中太平天国部分,从南京大学借阅到了1962年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合编的内部资料《苏松地区太平天国史料:苟全近录·癸丑纪闻录·见闻录》,其中《见闻录·通州记事》(以下简称《见闻录》)关于军山农民起义的记载是《史料》中所未见的。《见闻录》书稿成于清同治八年(1869),作者王步青以其目见耳闻写成该书稿。《见闻录》共9篇,其中记载军山农民起义的《通州记事》明载其“余避寇乱,居(通)州东乡三年,非惟耳闻,实且目见”,因此《见闻录》对于进一步开展军山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现将《见闻录》与《史料》关于军山农民起义的记载进行比照,录其记载有异处。


其一,起义首领黄朝飏。关于黄朝飏的名字,《史料》作“黄朝飏”。官方文书中均作“王朝阳”。顾曾沐的笔记中作“黄朝阳”。《见闻录》中称“王兆阳”。关于此点,《史料》称,黄朝飏祖籍崇明,世传说崇明话,即如今的启海方言,而启海方言中“黄”“王”不分,说崇明话的人是不会把字搞错的,因此《见闻录》所载的王兆阳就是《史料》记的黄朝飏。关于黄朝飏的年龄,《见闻录》称其“年龄七十余,鬓发未白,精神矍铄”,这是根据黄朝飏临刑前说的话:“兆阳临刑,仰首呼冤曰:我年七十余,岂有谋反之心……”既是临刑前呼冤,想必很多人是能听到的。《史料》则载其30多岁至五六十岁不等,则是从其外貌不显得老态而作的判断。关于黄朝飏的为人,《史料》载黄朝飏是个佃户,为人正派厚道,学过一些武功,种田种得多些,生活比较宽裕。刘伟《无咎誉室笔记》说他“里人以其长厚,遇事必推为董率”,戴莲芬《鹂砭轩质言》也说他“得民心”。《见闻录》则载他“坐拥厚资”“为人恂恂,无厉色急言”,这种性格使他在乡里拥有较好的人缘和号召力,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发动后天会的基础。


其二,黄朝飏起事的缘由。一般来说,农民起义都有主客观原因和条件。《史料》从外因方面讲到了太平天国在江南的处境以寻求向江北的战略突破,但没有交代农民为什么会起义的自身原因。《见闻录》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点作了分析:由于黄朝飏家境较为殷实,所以当太平军在一江之隔的常熟似有北上之势、西边的捻军又大有东进之势,战火似将燎及通州地区时,他“每虑贼至,避则恋田舍,处则忧家财。人劝其结民团,练乡兵,则又以不敌为惧”。作为一个本分厚道的百姓,黄朝飏的这种患得患失、胆小怕事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居然后来成了策划起义的首领,主要原因应在于太平军在通州地区的宣传对当地民众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见闻录》载:“辛亥(酉)夏,贼氛渐逼。乡得伪示,有降者弗杀,执官出献者赏职,举兵助应者世袭爵禄等语。”这些宣传很明显起了作用,“乡中无赖,阴与贼通。贼厚待之,授以伪职捐照,使分给各乡,出资领照。有照之家,贼至不敢扰。资之多寡,视官之大小为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黄朝飏也加入了捐资保家的行列,并领取了太平军的“照”,在这份捐照上,太平军授职黄朝飏为“超天义”(相当于清兵的游击参将)。黄朝飏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行列。《见闻录》记载的黄朝飏捐资领照授职的个案,揭示了太平天国在通州地区发展革命力量的策略手法。


其三,太平军与通州革命力量的联络。1963年,由于长江南岸江阴、常熟地区太平军反攻常熟不克而自动撤退,形势对江南沿江一带的太平军变得非常严峻,太平军急切地要求获得北岸的应援,以打开新的局面,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中,太平军酝酿新的战略,即移师北渡,通过占领通州、泰州,进而占领里下河一带,以孤立扬州,并与淮北捻军取得密切联系,凭借后方作战,来松弛清军对天京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加强了与北岸的联系。对于这一情况,《史料》只是笼统地记述了江南太平军经由盛广大的组织和介绍,与北岸通州联系并约定后天教队伍的接应,以便为其北渡创造条件。但江南江北的具 体联系情况是怎么进行的并没有记载。《见闻录》则对这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记载。事实上从1862年开始,南岸太平军就与北岸通州的革命骨干频繁地发生秘密联系。“同治壬戌,贼氛浸盛,觊觎北岸州郡,潜遣使结好于兆阳,且馈之物。兆阳不得已遣使答溃”,太平军将黄朝飏作为重点发展的骨干对象,加封他为“朝将”(类似清军的总兵提督职)。1863年四月,太平军攻打上海,“阴使兆阳起兵,扰官军后路”,黄朝飏仍然没有动作。“秋,贼围镇江,以兆阳兵不起,遣使促之”。黄朝飏以力量不够、兵数不足搪塞。“九月,贼败官军于扬州”,再三催促黄朝飏乘机起兵,黄朝飏迫不得已“乃听之”。冬,太平军攻打扬州失败,又特地派一名检点与黄朝飏取得联系,催促黄朝飏袭击通州,以分散清军的兵力,并将太平军的战略计划告知了他,“通州克,则如皋、泰州、高邮等县必望风溃降,乘胜直捣淮安,席卷徐、扬,四郡十三城可唾手而得”。并约定事成后,封黄朝飏为淮南王。直到这时,黄朝飏才真正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其四,起义力量的组织形式后天会(教)。《史料》说,黄朝飏等所信奉的宗教最初只是一种散漫的结社形式,后因接受了盛广大的启发和策动,改组成属于或接近于八卦教派系的后天会(教)。对于后天会(教)的活动和组织发展模式,《史料》没有记载,《见闻录》则称黄朝飏之所以称“后天会”,“盖以粤贼起于前,国曰天国,朝曰天朝,皆尊以天字,斯其后起,故称后天”,还记载了后天会(教)的组织、宣传、活动等情况:凡入会者,先署姓名于册簿,以朔望日,人各执香一支,赴会堂行礼。会堂建于狼山西北麓,南向,两旁各有会舍十余楹,阶庭宽广,丹垩焕然。堂中设会主座,前排香案,高燃画烛。会主即兆阳也。赴会者升堂,向座拱手,插香于炉,然后拜座。会主衣淡黄衫,如僧服然,立座左答揖。拜毕,会主始升座乃禁喧哗,听宣会教。宣教之言,不过以天下大乱,普贤菩萨使大弟子下降救世,大弟子即今会主,代菩萨宣言,尔众生听之,违者有殃,从者有福……宣教毕,会主入后舍,会中人设宴于堂。宴罢,人各分钱二百,曰“会赠”,即击钟散众。会中有劝人入会者,以人数计功超职。其职有会副、会总、会长等名。月得金三两,曰“会俸”。妻亦如之,曰“会养”。男有男神、煞神、瘟神之号,女有电母、月目、星母之呼,皆假流俗鬼神传称以加之,曰“会爵”。月给米五斗,曰“爵粮”。有事,则会聚会爵、粮者议之,指为头目。于是贫民之乐于入会者,纷至沓来,数月之间,蜂屯蚁附,不下万人。兆阳阴为部勒,私备火器军械,人皆未知……


由上述记载可知,黄朝飏是以传统的民间宗教形式来组织聚集革命力量的,并且在后天会组织中,将家产宽裕的骨干的家财用作活动基金,以致贫民者纷至沓来,革命力量迅速扩大。


其五,关于起义方案的酝酿。《史料》对起义方案的情况并没有记载。《见闻录》则载黄朝飏曾与太平军方面就起义的时间方案商定过两次。第一次的方案是“于七月朔起事,求贼策应。贼许之,促以兵贵神速,缓则变生”,于是,黄朝飏与骨干分子商定后,决定“约贼先以舟师攻狼山各港口,伺官军出敌,通城空虚,然后举兵袭之”,但太平军则认为这一方案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辞以孤军不可深入,且曰非见狼山烽燧,则不策应”。于是,黄朝飏等重新拟订了一个起义方案,“议定于(五)月晦日晨,伏众通城西门外,故杀一人于东郊,州官出验,并杀之。总兵率军东来,而西门之伏可遽入,内外合击。胜则报捷与贼,不胜则闭城拒守,而举烽燧于狼峰”,太平军认同了这一方案。


其六,消息泄密和起义流产。《史料》称,由于起义之前会众在亲友间传递消息导致不同程度的泄密,直接的原因是张芝山镇后天会骨干袁廷爵将消息告知了其妹婿朱一诚,而朱一诚又透露给了他的干爷张莘田,张莘田则与“沙董”高天成查抄了起义的证据从而报告官府。《见闻录》则载称黄朝飏与其他起义首领在马鞍山中废寺商议起义具体时间时,恰巧被一到此上吊自杀的人听到,从而叩城报告,使酝酿多时的起义流产,功亏一篑。对于黄朝飏的结局,《见闻录》称他在州城外五里之虞帝庙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名僧人。州兵对黄朝飏家进行了抄家,“得贼书信、伪诏、策命、伪印及袭衣等不法之件,又得后天教友名单并头目册。合家二十余口,悉解入城,州守审定,与僧同戮于市”。由于后天教会徒众多,知州乃焚其后天会簿册于通衢,示不追究。“凡被诱入会者,一概不问,人心始安”。同时,当局 还紧急分兵严守沿江各港口,防止太平军策应。由于南岸太平军没有见到狼山的烽烟信号,出兵北渡的战略计划被迫放弃,“贼意不至, 以狼山无烽燧也”,太平军后期酝酿已久的江北战略也因此胎死腹中。


(作者单位: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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