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南通惨案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当年那番苦雨凄风、阴霾迷雾，却一直在我心头悬垂、沉凝，成了一生也吐不尽的哽咽。

说往事如烟如梦，那只是怯于揭开记忆之窗的遁词。像和我同年来到人间、同步由小到大、同饮欢乐与痛苦达二十年之久的活生生、鲜亮亮的一个季天择，他的端正清秀的面容、热情沉稳的性格，乃至他的风度、他的歌声、他的谈吐、他的微笑，都是如雕如琢于我心扉；任凭半个世纪以来，我的生命遭受过电劈雷轰、涛摧浪打，到我头童齿豁、年届古稀，理智告诉我该忘却的都该忘去了的时候，他仍然活生生、鲜亮亮地在我眼前铮然发光！

我和天择从高小到高中毕业，一直是同班同学。我出身寒素，秉性柔懦，胆子很小，尤其深信“发根落下一世命苦”之说，从小心灵深处就布满悲哀的阴云，难免孤僻，不苟交往，因而对以平等与善意待我之人，更为倾心。天择就是我倾心相交的挚友。他的家庭境况，无论哪方面都比我高强几倍。他不但没有丝毫的纨绔习气，心中似乎连一点优越的意识也不存在。加之心性相投，自然来往就更为密切。中学时期我家迁居白蒲，我在学校寄宿，他住附近的西北城脚，课余我就常到他家去玩。后院临靠濠河，半亩园林，一树棕榈，我俩常在绿荫丛中徜徉竟日，远眺波光，俯察游鱼，翻阅杂志，辩论学识。他父亲雅好文史、音乐，我俩常趁他外出之机，翻阅架上书籍和旧杂志，一边把他收藏的外国名曲在留声机上一一播放。这在我来说，无疑涉足到另一个世界，从《西风》、《人世间》这些杂志上我知道了林语堂，知道了何谓幽默。从许多名曲，我知道了贝多芬、施特劳斯，也因此加强了我一生对文学对音乐的向往。天择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游泳能横渡濠河，而我连水也不敢下；他骑车能“双放手”（撒把），而我只能在他家门口马路上歪歪斜斜地学骑，摔得骨软筋酥。我们有时还找来小木船到濠河里撑着玩。有一次我们同游长江边的任港，他骑慢车，我步行，一样玩得很痛快。

到读高中时，闷头苦读的我忽然从他那儿听到了一些新鲜词儿，像“革命”、“进步”这些似懂非懂的词语，他都能给予新的解释。后来，他又开始教我唱一些神秘的歌，例如新四军从江南北撤时的歌曲《我们要渡过长江》，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他把歌词写在纸上，大概乐理不精，只注上音阶，至何处顿住，何处抑扬，全凭口授。我从词意中想象着抗日军队夜渡长江的豪情壮志，也领悟到他这首歌的来龙去脉。从此以后，我们的友谊中又多了一层默契。

记得读高二时，有位同学考进上海的维新学院。几位同学凑钱在大华楼饯行。酒酣耳热之际，天择突然站起来说要赠他一支歌。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声调却是激昂慷慨，脸色庄重，一边唱一边挥拳击拍。当然，这是一首革命歌曲，我们心中都有数。维新学院是日伪办的，天择为了提醒和激励这位同学不要从此沉沦，在众目睽睽的酒楼上唱出了这支歌。这个叮咛，固然郑重而及时，而这种胆略也令人钦敬。因为当时日寇统治南通，宪兵四出，特务横行，同学陈锬就曾被捕受刑，天择此举，该冒多大危险！几年后我参加革命，在华中建设大学的一个集会上还曾唱过这首歌，但歌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小宴豪歌，使我对天择的思想品格有了更多了解，增添了更多敬意。

日寇投降，国民党统治南通，素受共产党进步思想陶冶的南通青年，纷纷集合起来，成立了若干剧社，以文艺形式开展进步活动，其中尤以青年剧艺为著。天择正是该社骨干成员，我也恭陪末座，曾公演过《梁上君子》、《夜店》等名剧。那时我在《东南日报》做新闻记者，和孙平天一起，朝夕奔波于机关、团体、报馆、印刷厂之间，笔耕于稿纸阡陌之上，很少有时间与天择倾谈，然而两心萦系，始终未疏。第一次文艺晚会，我还曾与他相遇。会上，钱健吾朗诵了许幸之控诉国民党假民主腐败统治的代表诗作《卖血的人》，国民党特务环伺，而天择正襟危坐，义形于色。最后大家高唱昆明惨案纪念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声震屋宇，大大振奋了斗志，当然也使国民党统治者大为光火，于是就在1946年3月18日，南通青年欢迎军事调停执行小组游行示威之后，从血淋淋的鞘中抽出了镇压的屠刀。八位烈士，就有五位是青年艺术剧社的成员。

我在3月7日就通过党组织安排，进入了解放区。知道南通发生惨案时，已经来到边区首府淮阴。先是听说孙平天、顾迅逸等四人牺牲，我写了文章在《新华日报》上悼念他们。不久又听说共牺牲了八位同志，其中竟有天择。一听到这一消息，我的神经如遭电击，愣了半天，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怎么也不能理解，音容笑貌、歌声语气已经如此深刻的沁入我的血脉、几乎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的挚友，怎么会一朝就在人间消失？沉静下来，我又含泪写了一篇悼念南通惨案烈士的文章，发表于边区的《生活》杂志，痛苦地宣泄了心中的悲愤。

如果说我二十岁以前的岁月，有相当部分是和天择共有的，那么，从此以后，我就孤独地跋涉了五十年。我的苦难与欢乐，我的惨败与成功，他是不会知道的了。想到他，我就感到分外孤独，更仇恨那些竟然斩断了这么一个有为青年生命之弦的刽子手。人生知己难求，因为已经交流了各自的生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怪建国后初次回乡，穆如姐一见我便失声而哭，她是从我身上见到了天择。

想不到竟是半个世纪以后。天择，我与你依然一存一亡。亡者已矣，生者何堪！你听到了我这超越半世纪的殷殷呼唤吗？

（1995年2月11日  《南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