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平生交游甚广，人们亦以结交他为荣，所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喧腾一时。但是张謇却从未结交胡适之，把胡适视为师友之间的是他的儿子张孝若，不过张孝若也从未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向他人吹嘘。也许，“我的父亲张季直”更具有吸引力，他根本不需要借重胡适的名声。

遍查《张季子九录》及其他有关的已刊未刊材料，我未发现张謇曾经与胡适见过面的记载，也未发现啬翁曾经提到胡公。但胡适却很理解与尊敬张謇，他认为：“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胡适反对做“谀墓”文章，他对张謇的评论确实发诸内心，而且非常深刻与贴切。所以，张孝若接到序文后，立即写信感谢说：“这种评论，岂是寻常的颂扬，不是你说不出，不是我父当不起”，这也确是肺腑之言，不是泛泛的礼仪套语，而且说得十分得体。

胡适一向自视甚高，对古今人物评判甚严，他为什么对张謇如此推崇呢?

首先是因为他认识到张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他在同一序文中说:“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张之洞、张謇、严复、袁世凯、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中，张謇的文治武功虽然没有曾、李、康、梁、袁、孙那样声名显赫，但是他在实业、教育、地方自治等方面的扎扎实实的辛勤耕耘，却给后人留下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业绩。张謇的风格，本来就是把“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与“绣花针的细密功夫”合为一体，因而当之无愧地堪称中国近代化前驱者之中的“大手笔”。

从年龄来说，张謇与胡适应当属于两代人。可是，张謇一生的最后三十年，也就是他事业最为辉煌的三十年，恰好与胡适的青少年时期正相重合。张謇既有世界眼光，又深谙中国之情。他信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以南通为基地，由实业而教育，而慈善（包括公益事业与市政建设），而走向整体性的近代地方自治，然后再谋求把南通模式逐步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这种思路与做法，自然最合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的口味。人们也许会诘问，张謇不是常讲“棉铁主义”“村落主义”吗？胡适不是也信奉“实验主义”吗？但这是钻牛角尖的问法，因为少谈乃是针对多谈、空谈，并非主张一概不谈，因为世界上有知识的人多半会信奉一种主义。

推重杜威，也是张謇与胡适思想上相通之处。一九一九年五月，胡适、陶行知等邀请杜威从日本到中国讲学，前后共两年两个月，到过十一个省份。胡适曾专程赶到上海港码头迎接，并且陪同杜威去北京、天津、太原、济南等地讲演，但南方的“全陪”则是陶行知。杜威主要也是在南京高师长期演讲《教育哲学》《实验伦理》《哲学史》等课程，由陶行知担任部分翻译。张謇是在杜威到中国一年以后，以南通教育界名义公请杜威前来讲演，并亲自致介绍词。此事在《啬翁自订年谱》卷下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年)四月(阴历)曾有记载:“美人杜威来演讲”，可见张謇视此为重要事件。张謇在介绍词中说：“博士于世界思潮，极力浚发，又能明白中国之政治关系及教育情状，甚为难得。南通僻处偏隅，不可不使教员学生亲睹博士之风采，聆博士之言论，以定适当之趋向。”他还把哲学比作无处不在，无时不需的空气，认为“故政治、教育不能与哲学独立”，而“近世能以哲学灌入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故美国之共和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今请博士将美国政治上一切过去情形，为大家指示，共同研究”。张謇兴办教育事业，主要是师法日本，他对美国教育制度与杜威教育学说似乎并无多么深切的研究。不过他一九一七年送儿子到美国留学，表明已经承认美国教育的先进。同时，在提倡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实业发展加强联系方面，张謇与杜威在教育思想上也不无相通之处。而这些都必然会引起胡适对张謇的好感，至少会把张看作是“杜威热”的支持者。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杜威将回国，胡适作《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送行，强调指出:“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当然，其中也包括对于张謇与南通的影响。

张謇在一九二零年前后曾竭力支持中国科学社的活动，而该社一些骨干成员如任鸿隽等都是胡适的挚交好友。胡适在一九二三年七月被中国科学社年会列为讲演委员。八月十二日胡适在浙江暑期学校讲演《科学的人生观》，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写成《科学与人生观序》，这都可以看作是他配合科学社的行动。一九二四年五月，任鸿隽为科学社争取部分美国庚款事，曾致信向胡适求教并拟请胡专程赴美一行。一九二九年一月胡适且曾为中国科学社写社歌。由此可见，在这方面胡适与张謇又有共同的语言。

据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记述:“我父对于中国科学的幼稚，和需要科学的急迫，都是十分的谅解，遇到机会，总是尽他的能力提倡奖励。所以，中国第一个科学团体科学社成立后，回到中国，竟没有会所和试验室，我父就想法再三和省当局商请，给以房屋，科学社才有了基础，所以他们对我父有很感念的表示。”所谓“很感念的表示”，就是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中国科学社以新建的生物研究所奉献给张謇，表彰他对科学的倡导与支持，题词说:“本社名誉社员张季直先生，耆年硕德，利用厚生，科学昌明，群资先导，同仁敬献生物研究所，以志纪念”。

还应该提到，中国科学社的第七届年会是一九二零年在南通举行的。张謇作为东道主，曾先后在会上致欢迎词与送别演说。他认为科学人才如要受社会重视，“第一须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理；第二须用科学方法，量度社会经济，否则所经营事业，必难发展”。社会需要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最大动力，提高效率与效益是科技提高社会信用的重要标志，这是张謇在实践中获得的真知卓见。在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当中，只有张謇与众多的第一流科学家结成如此真挚的友谊，而且当之无愧地享受了科学家们给予他的极高荣誉。

中国科学社又是胡适与张孝若结交的桥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来往信件，可以发现任鸿隽曾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致胡适一函，内称：“我前几天和许肇南往南通去玩了两天，回来那一天，是十一日晚上。”由此推测，任在南通逗留的时间可能是四月九、十两日。但任鸿隽南通之行恐怕不仅是单纯游览，十有七八与筹画次年在南通举办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有关。他参观南通以后，多少会受到张謇一些影响。因为，他在同年十月三十日致书胡适，告以“我此次到美，第一是要调查一点实业情形，第二如调查有得，容许在四川办一些新实业。”所谓“新实业”，指拟集资三十万元筹建铁厂，这不就是向张謇学习吗！

任鸿隽的南通之行乃是胡适与张孝若结交的直接触媒。因为就在任此行两个月以后，张孝若致胡适一函:“适之先生惠鉴:久钦风采，瞻对无由，每从叔永、铁如、燕谋处备闻言论，至为佩幸。先生主张改革中国文字，不持极端，态度和缓，弟尤钦佩也。昨获先生转来叔永通信，极感。国内因外交问题，学潮澎湃，无所底止，堪为浩叹。先生身处都门，感想何如耶？陈独秀被逮，文字狱之先声也。暑中有暇，能惠临南通否？风便至盼玉音。”从信中可以看出，尽管张孝若曾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在美国留学并结识若干胡适的友人，但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以前他与胡适并未见过面或通过信。孝若与胡适的结交，显然是经过任鸿隽（叔永）的介绍，并且是由于在文学革新与政治见解两方面都有相近之处。

但在现存胡适来往书信中，保存张孝若来函最多的还是在一九二九年，即第一次通信的十年之后，而张謇业已死去三年。这时的张孝若已经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一九二二年任北洋政府考察各国实业专使，一九二四年回国又奉派任智利公使，一九二六年出任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但是他对胡适崇敬如故，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一封信中追述:“十几年前，你在北京揭起白话文运动的旗帜的时候，我就跟着摇旗呐喊，奋勇争先，做你的一个马前小卒。近来我尽读你出版的著作，又和你见过几回面，你给我文学上的兴奋和师法的地方，都还在其次；你给予我人格上感化的伟大，真难以笔墨形容了。我这一回决心用白话写传记，我是准备受社会上一班自命文人君子的怀疑笑骂，我决不怕，也决不悔”。

被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的一九二九年张孝若给胡适的九封信，内容大多是谈《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的如何撰写问题。当时，胡适正在提倡传记文学，他把自己的一些主要见解都写进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其要点，一是传记起源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但中国崇拜英雄的风气不发达，所以传记是中国文学中最不发达的一门。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死后只有靠重价请专做谀墓文章的书生去写传记碑志。传记文章不出于爱敬崇拜，而出于金钱买卖，怎能写得出真切感人的作品。二是传记的重要原则是纪实传真，而中国人多忌讳，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所以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是失于谀颂，就是失于诋诬，难以做到写实传真。三是传记应该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感到如见其人，可友其人。但中国的文字障碍甚大，不能担负这项传神写生的工作。过去的传记，硬把活跳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于是只有烂古文，而无活传记。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的评价不无偏颇之处，但其主要立论确能切中要害，具有除旧布新的开拓意义。而《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可以说就是在胡适的指导下撰写的。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张孝若为传记事经常向胡适请教，而且非常尊重胡适的意见，例如，他原曾按照胡适“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的立论新写墓志铭一文，但胡适认为应该废除墓志铭，他也就决计不用了。同年十月七日，张孝若致胡适一函，内称:“我在此二月内，帮我父做了一本十五万言的传记，很得力于你编《章实斋先生年谱》的体系”，更说明他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真是恭恭敬敬地向胡适学习。

但是，对于张孝若来说，胡适毕竟是处于师友之间的人物，他们之间的日常相处与交谈是不拘形迹的。例如，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张孝若致胡适函称:“前天复示，谢谢。我实在很想和你谈谈了。你病后身体已复原了吗？三日(星三)下午七时，我来接你同到大华晚餐好不好？”这就显得非常亲密无间。他们之间，推诚相见，无所不谈，这又可以从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一函得到证明。张孝若在信中大发牢骚：“时局搅到这地步，革命革出这样子，谁都梦想不到的；而事实一方面，确是愈趋愈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老百姓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前月看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两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格够得上说两句训政府的话？像先生这样要说便说，着实是凤毛麟角了！现在最不堪的，是人格破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弄钱，上行下效，变本加厉，与廉洁二字确成背道而驰，恐怕要弄到只有府门前一对石狮子干净了。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想到这里，真无泪可挥了！譬如这段话，今天我如果发表出去，明天就难免不加以反革命罪通缉了。所以我一辈子佩服先生有胆量。”如果不是出于相互已达成高度信任，张孝若是不敢说这番话的。张謇是主张说老实话的，謇即“直言”之意；但张氏门风素称稳健，讲话做事都讲究分寸。像张孝若这样直陈无隐地抨击国民政府，大约也只是说给胡适等极少数密友听听的私房话。

有关胡适与张謇父子交谊的资料，现在能够发掘出来的不算很多。粗略地说，胡适与张謇之间，谈不上什么直接的交往，顶多只存在着某种程度上思想方面的相通，再加上胡适对于张謇由衷的尊敬。胡适与张孝若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但由于孝若英年早逝，这段交谊对胡适一生并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看到这些历史人物更深层的内心活动，同时也多少展示各人不同的性格与精神风貌。如果这篇短文稍微有助于胡适研究，或者是有助于了解这一层知识分子的私交关系，那我便感到有所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