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南通城及各主要城镇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3月～1945年8月）， 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傀儡政权。勾结实行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军政机关退守农村小范围活动，新四军东进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府基本控制大部分农村，成为抵御日本侵略的主体力量。与此相对应，南通出现日占区、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三种不同的区域。

一、沦陷区经济在抗争中艰难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沪宁线，封锁了长江，大江南北交通断绝。一江之隔的南通，常遭日本飞机袭扰。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南通城，并先后侵占如皋、茅镇、掘港、汇龙、金沙、西亭等城镇。日军入侵南通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投靠日军的汉奸头目组建“南通县自治会”，充当侵略者的走狗。

南通沦陷前夕，大生董事会接连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1938年1月，大生纺织公司利用采购发电机等货款未支付的机会，同德商蔼益吉洋行订立质押合同，将大生一厂、副厂、电厂及大生三厂的土地、房屋、机器及一切动产抵押给德商，抵押品由受押银团转移主权。聘请德国人任各厂经理，每月支付蔼益吉洋行200英镑的管理费用。各厂都挂上了“德商远东机器公司经理大生纺织公司×厂”的招牌，各厂厂房屋顶都涂上“卐”字徽，大生一厂的钟楼上还升起纳粹德国的“卐”字旗。在这一伪装下各厂照常开工生产。这条“借德御日”之计，得到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核准。

南通沦陷后，大生各厂停工2个多月。日本侵略军为了维持其占领秩序，命令大生各厂复工，6月间各厂先后开车生产。这一时期，市场出现皮棉价格持续下跌、棉纱价格一路上涨的形势，徐州、淮阴一带手工织户对棉纱的需要量甚大，一度出现供不应求之势。大生在苏北销出大量棉纱后，又带回大量价格低廉的贾汪煤炭，仅大生三厂储存的燃料就足够4年之用，后陆续卖出一部分，获得可观的利润。由于通货不断膨胀，法币不断贬值，各债权银行纷纷降低条件要求尽快收回债款。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大生各厂所欠银行债务，得以陆续还清，银团控制遂告结束。自1938年1月起至1939年3月大生被日本军管止，大生各厂获利至少有四五百万元。

1938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强令大生纺织公司同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进行“合作”谈判，谈判断断续续进行到1939年春。1939年3月，日本侵略者宣布对大生各厂实行“军管理”，并委托钟渊办理。大生各厂再度停工。大多数工人回到农村种田，不少工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5月，大生一厂勉强复工，职工只有740多人，仅为原有职工数的1/10。钟渊受托经营大生后，赶走各厂的德国“经理”。大生一厂四周筑起围墙，拉起电网，四周造了7座水泥碉堡。厂内驻有3个班的日本警备队。大生董事会移至上海，派保管员留守各厂。

在日本军管下的大生各厂实行掠夺式生产，至1939年底，一厂产纱7281件、织布1769件，三厂产纱5446件。因原棉不足，厂方采用破布、旧棉絮、烂麻袋为原料打成纤维，纺制纱线，致使各厂梳棉机半数以上被毁。各厂机器零件损失占机件总数70%以上，全部财产损失达432.77万元（法币）。日军还组织“铁类搜集班”，从事钢铁材料的收集，大生各厂不少机器设备被拆毁劫走。1943年6月，日本军队（1627部队）率上海兵器厂日本职工、华工近百名，到一厂、副厂拆卸马达、机床等，用轮船直运上海。此外，日军还强征木帆船42艘，装走大批洋元、地轴、水管等钢铁材料。到1943年7月正式“发还”时，大生各厂机器设备已根本无法生产。

日军侵占南通后，实行商业统制，加紧经济掠夺。除了钟渊纺绩株式会社设立的江北办事处（又称江北兴业公司），日本侵略者还积极寻找其代理人。1939年秋，日商指定正丰、鸿泰等10家棉商(花号)为其代购棉花，运盐河一线，东至吕四，北到白蒲，大小集镇之棉花市场均为其垄断。1940年5月，南通县伪政权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推行所谓合作事业，组建“中国合作社南通支社”，9、10月起设点代收粮棉。1943年伪南通支社改组内部机构，增设社会课，直接为侵华战争服务。1943年10、11月，伪商业统制会通过掌握大生经营权的陈葆初，设立“大生纱花交换处”，收皮棉18.9万担，其中10万担缴给伪商统会，其余由大生代纺。1944年，伪南通支社共征收籽棉170.57万公斤。

由于外国纺针织品大量倾入，南通纺织品市场遭到较大冲击。纱市中心一度移转兴仁、二甲等镇，后日伪实行纱布管制，指定9户商号批售棉纱，转手经营，促使小纱号激增。1943年城内纱号达360多家，随着各地沦陷，杭庄、京庄等营业锐减。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城内的绸布庄遭日军洗劫，损失惨重。

日本侵略者不仅垄断棉纱、棉布等战略物资，还收购大麦、小麦、面粉、蚕豆、火腿等销往日本。日军侵占南通后，城区粮仓全部由伪县政府接管。粮食加工业，除大达公、恒益公等机米厂坚持经营外，多数企业停业或闭歇，复新面粉厂一度被日本江北兴业公司强占。1943年，日伪成立米粮统制委员会通州办事处，指定粮行经营，对居民实行配售制度。这一时期，由于粮食市场的垄断和私商投机、通货膨胀等因素，粮价成倍上涨，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每石米暴涨至90万元。食盐运销由伪中华盐业公司和伪裕华盐业公司垄断。

日军侵占南通后，其他各业也遭到严重破环。农户育蚕日少，县城集镇茧行相继停业。1942年7月建成投产的南通兄弟丝厂仅坚持1年左右便告歇业。直至1949年，南通丝绸工业几成空白。酿酒、造纸、制革及各类日用品加工业也处境艰难，多数处于停业、半停业状态。从事土木建筑的营造厂生意清淡，祥泰、祥新等建筑公司被迫歇业。抗战初期，航运一度萎缩，木材货源断绝。1941年后，海运疏通，木行逐渐恢复。

日伪统治时期初期，由南通维持会向工商界摊派捐费，后陆续建立税务机构，设立专税和特税，开征猪只、薄荷油、竹木、纸张、棉花等营业专税，娱乐、筵席、旅馆等消费特别税，并规定在南通的日本军人、军属享有特权，其生产经营以及军需物资等免除课税。由于人民的抵抗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伪南通县政权只控制少数几个地区，财政收入靠统治区内的捐税和下乡抢掠获得。1943年，日伪共征收元麦322.29万斤、籽棉341.14万斤。1944年，由于物价飞涨，伪南通县政府对田赋改征实物，并对各种捐税分季征收。

1938年日军占领南通后不久，成立朝鲜银行南通办事处，将“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兑换成通用货币，代日商收购棉花，1943年4月停止使用。抗战期间，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关金券（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先后在南通地区与法币并行流通，其面额大、信用低，推动物价迅速上涨。

二、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民族危难之际，南通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3月日军入侵南通后，占领了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镇，其余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实力派瓜分。从1938年至1940年，通如海启共有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杂牌部队10多支，总计3万多人。国民党部队没有统一指挥，虽组织了几次攻城但战果不大。相反，由于各有算盘，对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进行排挤、打击。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共江北特委积极组织江北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通过发动群众、争取国民党左派和改造收编民间武装，先后建立和控制了多支武装。1940年10月新四军在黄桥决战中重挫了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随后东进通如海启，11月建立南通、如皋（今如东）、启东、海门4县抗日民主政府，通如海启抗日民主根据地除上述属于苏中四分区的4县外，今南通地区的如皋（时称如西）属苏中三分区，海安的一部分属三分区、一部分属兴东泰特区。（后称苏中四分区）成功开辟。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南通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抗日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没有及时作出应战准备，直到1938年3月才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一系列战时经济调整政策。由于抗战后国民党政权在南通地区实际控制时间短、地盘小，因此这些调整措施实际作用不大。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一些重要企事业实施内迁，南通学院医科附属医院迁至扬州，后辗转湖南、重庆，命名为军政部第七重伤医院。

抗战时期，抗日军民与日伪围绕对市镇和农村的控制不断展开拉锯战。面对日伪对我根据地的分割、蚕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一方面开展军事斗争，挫败敌人的进攻，另一方面加强基层政权，开展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为团结抗日，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转变为减租减息。1941年夏秋，各县相继成立农抗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相继颁发减租减息法令，召集地主开会，要求全面执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规定（地租按原租额减少25%，借款年利率不超过15%）。在一些地方还废除旧租约，换订新租约。1942年夏秋，减租减息继续深入推进。苏中四专署辖区减租面积69.97万亩，共减租粮40.56万公斤。通过减租减息，广大佃农减轻了负担，激发了参与抗战、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联合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发展了农村抗日统一战线。1942年冬至1943年春，各地普遍开展“三冬”运动（冬学、冬防、冬耕），开始对原国民党政权委派的乡、保两级政权进行改造，中共组织在基层政权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广大群众自觉站在抗日救国的阵营中来。日军侵占南通后，色布由日军统制收买，南通3万织户复用土纱织造，大量生产改良布（雪耻布）、黑平、大条呢等，大多为苏北民主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用。长胜军装店迁至如东掘港、兵房，为抗战部队生产军服。启东群众创办被服厂，为东南警卫团做军服、军帽、子弹袋、绑腿、旗帜等。

为保障部队和机关供给，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健全财政机构，千方百计组织财政收入。1941年夏季开始，除征收田赋外，开征救国公粮。1942年起，实行并赋征粮的政策，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当年征粮2204.5万公斤，占苏中公粮总数的45%；征税1333万余元，占苏中税收总收入的2/3左右。盐区干部坚持就地斗争，组织并发展盐业生产，征收盐税支持革命事业。

1943年、1944年，由于日伪实施“清乡”，对根据地分割封锁，根据地财力遭到空前摧残。为了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在苏中行政公署领导下，南通地区各级民主政府采取鼓励进口、组织人员采购、开辟地下运输线、扩大战时生产、互助救济等措施，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根据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增产粮食。在1942年等灾年，及时组织生产救灾，组织劝募救济，发行救荒公债，发放救济粮，同时组织灾民纺纱、织布，生产自救。为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发动群众，建办各种合作社，创办被服厂、毛巾厂、肥皂厂、枪弹厂、修械所等，组织生产自给。在海门、海安、如皋、启东等地建办纺织、运销、信用、医药等近20个合作社，为群众推销农副产品，供应民用、军需物资。根据经济斗争需要，成立对外贸易站、公营商店、粮行、花行等商贸机构，兴设集市，组织物资交流，收购军用物资。

1941年6月，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在如皋栟茶镇（今属如东）成立，这是南通抗日民主根据地设立的第一家银行机构。同年8月因日军“大扫荡”而停止营业。1942年春，江淮银行重建,在三分区、四分区设支行，在东南、南通、如皋、如西、紫石办事处设县级机构。主要业务是对敌开展货币斗争及代理金库，发放农贷等。1942年11月，江淮币发行初期，苏中根据地对法币实行有条件的联合以共同对抗伪币。1943年8月，根据地禁止法币流通，建立流通兑换处，用抗币承兑法币。至1944年9月前后，江淮币基本控制了根据地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