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成立。5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师五团由常阴沙抵通，南通县知事公署改为南通县政府，属江苏省政府管辖。1933年3月，江苏省行政第七区（后改为第四区）专员公署在南通城成立，下辖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5县。从1928年至1937年，中华民国史上称之为“十年建设时期”，国民党根据其制定的《训政纲领》，推行“一党专政”和“以党治国”的方针，一方面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另一方面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措施，为建立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服务。南通在此期间建立了一套经济、行政管理体系，农、工、商等各类产业取得一定的发展。

一、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

南通地区农业基础良好，20世纪30年代前后继续得到发展。种植业仍为农村经济的主体。东部农民习惯“一熟棉花一熟麦”，中西部实行稻、棉、麦、花生、杂粮轮作，市郊区农民以种粮棉为主，兼种蔬菜。南通地区为江苏省重要的棉花、粮食产区。南通及临近几个县棉花种植面积占全省的14.41%。其中，南通县140万亩，海门县70～80万亩，启东、如皋两县各为40～50万亩（1926～1933年平均数）。1932年，南通县皮棉总产74万担，为全省之最。稻麦生产在全省领先。1932年如皋、南通两县水稻产量分别为210万石和100万石。1933年南通县小麦面积218万亩，亩产240斤，均为全省之最；如皋、海门等县小麦种植均在100万亩以上，亩产200斤左右，位居全省前列。此外，蚕豆、玉米、黄豆、高粱、花生、薄荷等都有较多种植。

林业方面，南通学院农科在五山创办的林场，占地达6000余亩。蚕桑业方面，主要有西部高沙土、北部里下河、东部近海、中部通东、南部沿江等种桑养蚕集中区。由于苛捐杂税、战争频繁，加上桑蚕发病难以防治，栽桑养蚕户日趋减少。畜牧业方面，培育成如皋县的东串猪、海安县的姜曲海猪、启东县的沙乌头猪等地方品种。水产业方面，主要以行帮或个体零散形式从事捕捞和经营。1931年前后，大达轮步公司、广生油厂有8条木帆船在吕四渔场捕捞小黄鱼。吕四渔民年捕海蜇、蛤蜊、鱼类等海水产品5万担，价值100多万元。1932年，南通县淡水养殖面积共1500多亩，其中八厂养渔公司有水面800亩。

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依然为私人所有，大量土地由少数地主霸占。据1936年统计，南通县城厢60亩以上土地户39户，占有土地2393亩，32%以上的土地集中在1%的地主手中。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花样繁多，手段毒辣。田地的买卖、承租，有“大卖”、“批价”、“过放”、“大过放”、“回赎”(又称典押)、“顿庄”、“预租预顿”、“预租”、“烂租”等。农民因病、受灾，向地主押地借债，到期无力还债，土地便无条件地归地主所有。在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和残酷剥削下，农村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广大农民只有靠承租或卖地为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通盐业生产呈不断萎缩态势。原“通属九场”仅剩栟角、丰掘场、吕四、余中4个盐场，有煎灶1000余副。1921年市境4场实际年产1.4万吨，占淮南盐产的35%。至1936年，年销量约1.03万吨，占比不足20%。张謇创办的同仁泰盐业公司最高时年产盐5万桶。1926年后，生产经营情况逐步下降。1936年，同仁泰盐业公司的垦地分配给股东及职员，一直维持到1946年土地改革。

二、大生企业在金融资本接管下艰难运营

从1925年到1937年，大生的主要企业，包括纺织、盐垦、榨油、制面等在内，都先后纳入上海银团金融资本控制，在激烈的市场争夺中艰难发展。

1927年，大生各厂出产的棉纱80%以上在本地销售。各厂通过设备更新、加强管理，产量有所提高。大生一厂日产量从180件提高到230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通土布（关庄布）在东北的市场完全丧失，引起本地棉纱销量持续下降，1934年，大生一厂、副厂本地销售棉纱2万余件，占销售总额的比例降至38.4%。

市场和时局的剧烈变化，迫使大生各厂采取措施，求得生存。一是本销改外销。先后开拓江西、安徽、四川、两广、天津等外埠市场。1928年起外销数量逐步增加，1930年本外销比重大体相当，到1935年外埠销售占销售总额的62.8%，一厂、副厂外销量达4.2万余件。二是粗纱改细纱。减纺10支、12支粗纱，增纺16支、20支、32支等中、细支纱。1931年20支等中细支棉纱销售达2.04万件。1934、1936年，大生三厂先后购置大牵伸细纱机纺锭7500余枚。为保住12支粗纱的销路，各厂还为本地手工织户贷款以改良布机。三是推广优质棉种。1929年起，各纱厂资助创办棉产改进所（东台），在垦区推广种植“脱字”棉种，面积达40万亩，为20支以上中细支棉纱提供原料保障，从而少购外棉，少付利息。四是增强能源动力。先添购引擎马达，后筹建天生港发电厂。1934年天生港电厂投产，装机5000千瓦，最高电压22千伏，大生一、副厂生产由蒸汽引擎改用电力,降低燃料成本50%。多余电力供应民用。五是削价、减产。由于日纱跌价倾销，沪、锡等地棉纱流向内地。为争取用户，大生各厂采取低价竞销，每件纱由原来的400磅增到410磅至425磅，每售1件纱即亏16.86元。由于营业清淡，大生各厂不得不减缩停工，1935年，大生二厂闭歇，机器对外拍卖。

1926年起，上海银团控制下的大生各厂调整原色布的生产经营。减产粗平布，增产细平布、绒布。1930年，花费近100万两规元对部分设备整修、更换。至1931年,南通4个棉纺织工厂共有各类型号的动力布机1700余台，人均挡车能力达4台，其中大生副厂装有丰田自动换梭布机200台。1933年，大生一厂、副厂外埠销售棉布43.87万匹。1934年，日本棉布低价竞销，两厂外埠销售棉布降至25.25万匹。

大生各厂艰难的经营状况是当时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缩影。首要的原因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纱厂，强占东北市场和纱布武装走私。在大生棉纱主要外销地四川省，由于日货充斥，1934年的销量仅为1933年的一半。在其他各地的销售也处处受阻。其次，国民政府严苛的税收政策给企业带来沉重负担。除花纱布正税外，特务费、警卫费等支出使每件纱增加成本近2％，各类地方特捐层出不穷。当然，大生各厂经营困难还有其负债过高的因素。       大生一厂利息负担占厂用费40％以上，1927年至1935年，每件纱所担负的利息由7.9两增至16.73两。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的财务年度中，大生一厂累计亏损达122万元。

面对生产经营的压力，大生资本家一方面积极扩张调整，另一方面通过裁员、减薪、提高劳动强度等手段不断向工人转嫁危机。1933年，大生一厂在解雇500多名工人后，接着又准备大批裁员，引发南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罢工。1933年至1935年，大生一、副厂、三厂累计裁减员工2500人。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大幅提高，工资水平却不升反降，1935年大生副厂细纱车间工人工资水平最多下降达25％。

三、其他经济行业的发展

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南通的工业以大生系统10多家企业为主。此外，城区还有一批规模较小、设备简陋的私营工厂和作坊，主要有色织、印染、日用品加工等。建筑业、交通运输业较为活跃。以纱号、布庄为主的商业随战争形势起伏不定。

色织、印染业。 1930年前，南通色织布占南通土布总量的15%。1931年后，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农民购买力下降，加上东北市场丧失，南通色织、印染业遭受巨大冲击。城区新办的通华布厂、国华布厂都只持续一两年便停业。多数染坊生意清淡，营业额由原来的六七千号下降到数百号(“号”为染坊业统计单位，每个客户为1号)，南通阜生染织公司因产品滞销而宣告破产。之后，随着棉纱产量的扩大和纱布市场的开拓，印染业又有恢复性增长。至1937年，南通城区有染坊20余家，二甲镇及周围的袁灶、余西等地也有20多家。这一阶段，印染业生产工艺有所改进。1936年8月，大生公司与苏州工业学校合办的苏工染厂生产漂染细布，仅维持一年时间。30年代初，在西公园有铁木布机制作工场，在段家坝有车木店，为本地纺织业供应纺织器材。农村织户开始使用铁木布机。

服装业。 20世纪20年代，十字街至长桥周围涌现益生、益康、永胜、长胜等成衣店。其中，长胜军装店专做军工产品，如军用被服、军帽、子弹袋、绑腿、旗帜和学生装等；益康服装店专营来料定制毛货洋式时装。1932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在南通猫儿桥设立军工厂，从事棉布和毛巾的生产（抗战时期迁往湖南）。据统计，1937年南通城区有职业服装店铺6家、中装店铺46家、时装店铺（公司）4家，其中无锡人开设的大来呢绒服装公司是南通当时最大的时装专业店。

轻手工业。 主要有竹、木、藤、铜、铁器的加工，肥皂、蜡烛、火柴的制造，还有印刷、文具等行业。1930年前后，城区有木器加工业户80余家，从业者200余人。铜、铁业有120家，从业者460余人。1936年，通燧火柴厂产量达到1300箱（每箱120打，每打10小盒）。印刷业除张謇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外，城区另有私营印刷所9家。

建筑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大生集团逐渐衰落，南通新建建筑大为减少，主要有基督教益群社、交通银行新舍、新新电影院和通州师范新舍等，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一阶段涌现了一批较为知名的建筑师，如，接受过日本工程教育的孙支厦、扬子建业公司南通分公司的高观四、慎昌建筑号的鲍敏之等。吕四陶桂林在上海开办的陶馥记营造厂高峰时职工近2万人，年完成工程额数百万银元，先后承建广州中山纪念堂、上海国际饭店、南昌中正大桥等重要建筑。

商贸业。 由于南通远离战区，社会经济相对平稳。当时的南通商业以纺针织品、百货及五金、交电、化工业为主。这一时期国内局势并不稳定，对南通的商业，特别是纺、针织品和关庄布的销售影响很大。1927年，南通城区纱号仅存40多户，而布庄有150多家，其中京庄40多家、县庄10余家、关庄25家（含设在海门的关庄）。关庄布收购在南通，成交在上海，市场在东北，东北又以营口、安东等商埠为主要集散地。据南通设在上海南市的沙布公所调查记录，1927～1931年，南通、海门西境所运出的大尺布共有89万件，其中运销营口76.98万件，运销安东8.2万件，年营业额800万元。1931年后，日货充斥东三省，南通关庄布被排挤，关庄纷纷转营绸布，商号迅速增至88户，经营品种有绸缎、棉布、呢绒等。30年代，广西军队大量采购“尺一五”布制作军服、绑腿，杭庄开始兴旺起来。杭庄积极参与推行大机布（用铁木机织造），始称“改良布”，后称“雪耻布”，年销量最高时达260万匹，营业额大大超过关庄的大尺布。1935年10月，由县商会发起组建的南通土布市场在段家坝开业，并附设土布检验所。由于绸布业公会勾结官方势力进行垄断，织户不愿进场交易，质量整顿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改良布越织越差，渐趋衰落。

各类合作社纷纷涌现，经济组织程度得到加强。1930年，民国省政府颁行《江苏省合作社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南通地方各社会力量纷纷筹建各类合作社。至1933年，已有信用、生产、运销、消费、购买等合作社112个，社员5276人，股金4.11万元。1934年南通成立的42个合作社中，已有运输合作社，主要是集中社员生产的棉花、土布运销外地。1937年成立的南通县合作社联合社也设有运销部。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困局和社会矛盾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经济社会相对平稳，总体上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其主要经济政策与措施有积极的一面，但收效甚微。1933年提出的“四年实业计划”和1935年推行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国民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前者核心内容是实行经济统制，特别是强化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资的国家管理，对农产品的统制政策虽然在改良品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刚发展起来的农村商品经济产生严重阻碍。后者虽明确了“振兴实业”、“开发矿产”等8条措施，但仅局限在少数中心城市和资源丰富地区。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国民政府通过《租佃暂行条例》和《土地法》等法规保障和鼓励地主保有和增加田地，与孙中山1924年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背道而驰。对这一时期的南通而言，农、工、商各业虽有所发展，但主要还是原有基础上的继续，没有形成新的规模产业，基础设施方面也没有重大投入，社会事业仅满足维持运行。相反，由于地主阶级、金融资本家的压迫，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国民政府所有经济政策都围绕“剿共”服务，军警费占据财政收支的相当比例。1929年，为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南通县公安经费达24万元，占全年预算支出39万元的61.54%。

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南通一地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困局和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对经济发展影响加深。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以东北为基地加紧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挤占棉纱、土布市场，南通的支柱产业棉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二是金融混乱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各类产业产生负面传导。1933年起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美国为摆脱经济危机，实施白银法案，大量收购白银，作为银本位的中国整个金融体系陷入混乱，直到1935年币制改革（收兑白银、发行法币）之后金融才逐步安定。这期间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南通20多家钱庄先后倒闭，也同这一大背景有关。三是各类捐税相继出台，人民负担不断加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级财政从属于省，收入以田赋和杂捐杂税为主。1933年，南通县田亩数为142.19万亩，田赋应征65.13万元，实征80.87万元，超出24%。地方税收入，除各项正税外，杂捐费有公安捐、厕所捐、灰船捐、粪船捐、行政费、教育费、自治费、保卫费、警备费等。1935年，属江苏省及南通县的正、附税收入计银60.57万元，其中各种附税杂捐44.61万元，占总收入的73.6%。盐业生产尽管逐步衰减，但仍是政府财税的重要来源。1937年，南通县进行土地登记，民赋、灶课两部合并，改灶为民，征收地价税。四是阶级矛盾尖锐，工农运动此起彼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7年、1928年，如皋县、南通县、海启地区先后发生农民暴动。1930年，活动于通海如泰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还进行分田、建政的尝试。大生一厂、二厂、三厂先后爆发工人罢工，1933年5月的南通工人同盟罢工遭到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成为劳苦群众和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工农革命的星星之火渐呈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