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来讲，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搞党史和地方志的，当时叫“编史修志”，是从地方上先搞起来的。可如皋还要早一点，我们是1980年2月，就正式成立了如皋县续编县志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开始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如皋县志》。再向前追溯，因为我们南通地区人文荟萃，又是革命老区，从1959年起就开始编写《解放十年史》，接着又成立地委和县委革命史料编辑室，征集编写红十四军革命史料。而这些都被我摊上了，自然其中的酸甜苦辣更甚。

一、我的史志写作生涯，从1959年编写《解放十年史》开始

1959年3月，我那时正从县委机关下放参农，在农村进行劳动锻炼，接到回机关的调令，原来是回机关参加编写《如皋县解放十年史》。当然这项工作对我来说，问题不大，因为我从1951年21岁时进中共如皋县委宣传部，就一个人负责编印县委不定期出的各种快报，如《夏征快报》、《参军快报》、《秋征快报》等，先后在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宣传干事等，并曾一度负责创办《如皋大众报》，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当时我们参加编写的共3个人，负责人是卢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就在县委秘书处任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同志，也一直是在机关工作的，都是当时的历史见证人，我们花半年时间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但我也从此就和史志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参加编写《解放十年史》工作一结束，正好第二年是1960年，是红十四军在如皋贲家巷诞生30周年，县委决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盛大的纪念大会，建立红十四军军长何坤（昆）烈士纪念碑，举办红十四军展览馆，编印《如皋火花》，向如皋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就被调去负责编写红十四军革命史料和编辑出版《如皋火花》。这期间，原红十四军时期的中共通海特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的刘瑞龙，在中共江苏省委理论刊物《群众》杂志上，连载长篇革命回忆录《回忆红十四军》，给南通地区人民巨大震动，中共南通地委决定成立地委和各县县委革命史料编辑室，归属宣传部管理，负责征集编写红十四军史料，提供给刘瑞龙老领导修改补充，正式出版《回忆红十四军》单行本。我又被正式定编至县委宣传部，专门负责这个编辑室的工作。

当时如皋县委书记倪锦瑜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我们这个编辑室成立后，还借用了两位同志，他专门给我们讲了半天如皋的党史，并要我们除了搞好红十四军时期史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史料要同时搞，并利用《如皋火花》这个内部刊物，向全县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还宣布每期都由他亲自定稿。因此我们如皋从1961年起，就在全县掀起大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在我们编印《如皋火花》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用来印书的纸都是回造纸，其中有一期实在没有纸了，就用包装纸，既粗糙又呈灰黑色，但大家都很喜爱它。我们的阅读对象从开始以机关和基层干部为主，先后扩到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和学校高小以上学生，印数从最初开始的三四千册，增至1万多册。当时全县农村各生产大队有图书室，生产队有读报组，《如皋火花》成了各大队图书室必有的通俗读物，也成了各生产队读报组经常选读的通俗读物，这对当时继承革命传统、鼓舞士气、战胜困难起了很大作用。特别它成了许多革命干部收藏的读物，经常有许多人至本编辑室补购以配齐不缺期。而我们也坚持节约，不要县里拨款，每册只收工本费几分钱，最多的一册也只收了1角2分钱。而且不发稿费，只发一本封面上印有“《如皋火花》纪念册”字样的笔记本，但大家都是如获至宝地珍藏着，充分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这本内部刊物，我们共出了6期，至今仍有许多同志收藏着。

二、为编写红十四军史料，首次付出沉重代价

1964年11月，我由县委宣传部调县文化馆任副馆长，仍然负责县委革命史料编辑室，并随我搬至文化馆办公。在这期间，由我为主执笔撰写了一本故事体的《滨江红浪——红十四军在如皋》，共有10多万字，接着编辑出版了最后一集即第六期《如皋火花》，我即被抽调至“四清”工作队，到长庄公社参加运动。

待我在长庄工作结束回到文化馆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已经开始上街“破四旧”。6月31日，我亲自带领馆内同志在门口橱窗内布置纪念“七一”图片，按惯例这些图片都是由新华社统一印制的。这时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学源赶来了，说：“刚刚接到中央加急电报，要把‘七一’图片中周恩来总理指挥作战的一张照片抽掉。”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次运动可能也有人要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而我从1959年起就参加征集编写红十四军史料，自然也关心起周恩来同志亲自决策和批准建立的红十四军的命运。果不其然，没有多久，就从北京传来传单，红十四军被打成叛徒集团，原红十四军的领导干部张爱萍、刘瑞龙、黄火青等，都遭到揪斗、批判、关押。国家军事博物馆陈列的红十四军展厅，也被撤除了。如皋也跟着行动起来，造反派们把已牺牲在如皋的红十四军军长何坤也打成叛徒，把何坤的骨灰盒从陈列柜上撤下来。当年如泰工农红军分队长、后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同样在红十四军时期也牺牲了的烈士于咸，也被打成叛徒，把照片搬离烈士馆，取消烈士资格。至年底，我也在“四清”工作组遭到揪斗（因如皋是“四清”介入“文化大革命”），在讨论对我的处理时，竟然是“开除党籍”，罪状是两条：一是忠实执行文艺黑线，是如皋“三家村”的黑掌柜；二是为红十四军叛徒集团歌功颂德，罪证就是《滨江红浪——红十四军在如皋》。听到他们的结论，我的头脑猛然爆炸了，因为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啊！我不服气，捧着《滨江红浪》送到南通地委社教总团如城分团组织组去请他们鉴定。他们约我一个星期去听答复。一个星期后我如约去了，他们竟答复：“你的那本《滨江红浪》送来后，大家都抢着当小说拿去看了，现在已不知道到谁手上了。”不过他们还是说了句老实话：“这次‘文化大革命’来得太突然了，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我立即反击了一句：“既然你们还不完全理解，怎么就下结论处分人呢？”可他们还是不置可否。

后来造反派当家了，我再次被揪斗关进如皋文化系统文攻武卫小分队，后被转入“五七”干校，并受党员“劝退”处分。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被枪毙，比他的肉体被枪毙更难受，因为肉体被枪毙，一枪就结束，而政治生命被枪毙，这个活罪太难受了，每逢一提到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党，哪怕是听到通知党员开会，我都会肝胆俱裂。所幸后来省革委会知道如皋处分党员太过分了，派工作组来纠正，我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三、再次踏上编史修志征途，酸甜苦辣重现

1980年3月，开始修编《如皋县志》。这个决策是由当时县委办公室主任张远猷积极建议的，他动员我一起参加搞。从我内心讲，我对如皋编史修志是非常热心的，我虽是海安县人，但从1949年7月至当时驻在姜堰的华中一分区（后称泰州分区）学习结束后，就由泰州中学师范部合并至如皋师范继续读书，毕业后就被组织上留在如皋工作，如皋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深地被如皋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1951年我调至县委宣传部工作，就开始注意了解如皋的历史，如皋档案馆现存的清同治《如皋县续志》和沙元炳主纂的民国《如皋县志》（包括未印的手稿本），就是我从县公安局处理旧书中挑选出来的。但是因搞红十四军史料而被搞掉党籍的这个“彻骨之寒”，始终不忘。我深深彻悟到：历代史学家不好当，因为史学家讲究的是“史德”，“史德”就是“秉笔直书”。你“秉笔直书”了，就总有些人不高兴，小则你所贬的就是他（她）本人或亲属，甚至被你褒了但还没有满足他（她）的欲望，他们也会不高兴而积怨。更有甚者，你如果所记的历史事实，触犯了某些人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意图，那么等着你的将是一场灾难！在我的史志工作生涯中，第一次灾难就是这后一种原因。可我这一生中居然也因第一种原因，受到极其重大的伤害，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所以我始终不接受张老的相邀，只承认陪他去扬州、泰州征集资料，因为历史上如皋属扬州、泰州，我在负责县委革命史料编辑室工作时曾去搞过资料，回来后写成《如皋县建制沿革大略》，算我为此行完成的任务，后被张老收入《如皋文史资料》第一辑首编，得到一些领导的肯定，我本来已派了文化馆内创作组一位同志参加修志工作，可是事隔半年，还是被组织上动员说服，重新踏上编史修志征途。

我去时，张老已被调政协任秘书长，后去的一位同志又去文化局任职，因此要我具体负责。以我一贯工作作风，既然服从组织决定了，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根据我对史志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史和志的质量，来自资料的翔实，所以一到职，除了继续做好他们原已组织的66个部门和乡镇为县志收集资料，还把办公室的同志组织起来并借用了一些同志，先后去南京、镇江（解放前是国民党江苏省会所在地）、南通等地集中征集史料，搞回许多珍贵资料。这其中我们还有个大胆举措，这也是后来被人抓住不放的事情，当时国务院方志指导组提出：“提倡两岸共同修志，促进两岸和平。”而我们如皋又面临一个现实，国民党撤往台湾时，把档案都带走了，只被我们截回3艘船30只铁皮箱档案，都是1946年以后的。沙元炳主纂的民国《如皋县志》，也只写到民国4年（1915）全县丈量面积和田亩的数字。而如皋去台人员又是南通6县中最多的，在台北和高雄都有如皋同乡会，客观上也需要发动他们提供合作。我们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是经请示县委同意，以如皋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名义印发《告皋邑海内外同胞书》，动员他们为如皋修志提供资料和图片；二是利用旅台如城人沙壬回乡探亲机会，由台办出面主持共同商讨，以如皋同乡会名义，在台湾编印《如皋文献》，为新编《如皋县志》提供资料，而且商定只写到抗日战争为止（因解放战争有些问题不好写）。沙壬回台后即以台北如皋同乡会名义编印第一册《如皋文献》，并在发刊词上祝愿“新编而完美的如皋县志，我们正引领以待。并希能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使我们也能分享”。《如皋文献》先后出6期，并和如皋市政协建立互赠关系（市政协出有《如皋文史》）。

我们《如皋县志》是省志办副主任朱锡通亲自抓的点，他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希望我们出一本资料翔实、质量高的县志。我们的第一稿送给他后，他就亲自审阅，肯定我们《如皋县志》资料翔实，特别是民国时期史料，在全省已完成初稿的县志中，是最丰富的。而且把我们的第一稿就列入“全省方志优秀成果展”展出。

就在我们紧张地开展修志过程中，中共中央于1983年下达文件，决定县以上成立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我们江苏省决定各县史志合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样我们这个办公室就要承担两项任务，当时中央下达全党的党史专题共665个，省委党史办下达我县是19个，其中对红十四军的专题是《在“立三”路线时诞生和失败的红十四军》。这个问题对我自然非常敏感，我既深深地为周恩来总理不服，为红十四军广大指战员不服，特别是那么多为红十四军牺牲的烈士，自然也为自己的受害不服。红十四军在林彪、“四人帮”垮台后已被摘除了叛徒集团的帽子，怎么又戴上一顶“立三”路线产物的新帽子呢？当年在参加全省一、二战党史研讨会上，我即席发表了《如何正确评价红十四军》的发言，摆了许多事实论证红十四军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办决定要我将这个发言稿在全市党史学会成立大会和红十四军研讨会上交流。《南通社科学刊》将我这篇论文以《红十四军是“立三”路线产物吗？》公开发表，后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中国现代史》1991年6月号。经过中共南通地委和党史办同志的努力，特别是当时尚健在的红十四军领导人，如刘瑞龙、张爱萍、黄火青等人的努力，有关方面终于承认红十四军的历史地位，中国军事博物馆也重新增补了红十四军的版面。

四、是非任人评说，矢志不渝写春秋

我的史志征途非常不平坦，但纵观我的一生，从29岁起就开始从事史志工作，中间仅间隔“文化大革命”十年，至今年届八秩，仍在从事史志笔耕。在党史办任职的14年（其中因县志尚未结束，且因我有副高职称，按国家政策延长了4年），先后完成了《如皋县志》和《如皋英烈传》的总纂和统稿。办了退休手续后又被市委领导决定留用，主编《如皋人民革命史》，直至2000年才离开党史办，接着又被市人民武装部和如城镇邀去参加主编《如皋市军事志》和《如城志》，2008年起又被党史办反聘回办公室参加主纂《如皋市志》，至今尚在进行中。其中《如皋市军事志》被省军区作为全省首部优秀志稿，送中央展出，如皋市人民武装部并因此获江苏省志办嘉奖的全省先进修志单位光荣称号。党组织和党史、方志学界也给予了我较高的荣誉、职务和职称。在方志系统先后两次获全省先进单位、一次个人先进称号。特别是职称，凭我仅初师毕业水平，而取得省出版系列副编审职称，说来也巧，我取得副高职称，居然是中国人民大学收录的我的那篇《红十四军是“立三”路线产物吗？》起了重要作用。2010年3月，如皋市历史研究会和市政协联谊会，举行《如皋火花》合编本重印首发式，参加会议的许多老领导都回忆到他们在学生时代读到《如皋火花》都很受教育。我在这个会上也激动地说：“我在50年前编印的这本书，居然大家都还记得它。我深切地表示感谢！”并表示：“在有生之年，矢志不渝，尽量为如皋的党史和方志做些事，替如皋人民留下一些资料翔实的信史，为资政、存史、育人，尽自己微薄之力。即使不为单位写了，我个人还有许多东西要写，这就是我的终身信念！”

（本文作者系如皋市委党史办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