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前夕，我和夫人孔桂云应约去成寿民同志家。当我们来到她的家门口时，顿时一阵心酸，不觉寿民的爱人王太祥同志辞世已是一年零四个月了。这时在我脑海里浮现起，在他担任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领导时，我曾多次去过他家的情景：有时去研究外出征集史料计划；有时接他去各县参加人民革命史审稿会；有时送党史稿件请他审阅，而他总是那么热情地接待我，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好像他老人家仍活在我们身边。

寿民在太祥逝世后，在悲伤和思念中，着手整理太祥的遗物书稿。她领我到一个小房间，那里摆满大盒小盒，大包小包，里面分门别类地装满了工作笔记本、日记本、讲话稿、来往书信、书法手稿，以及未写完的自传回忆录等等。我看了十分感动，引起我对在他领导下一起工作的一段回忆……

太祥同志是我的老上级。在1980年，我从南通日报社调到市委办公室，他当时是市委副书记分管党史工作。我总是看到他经常去分管的教育、卫生、文化系统的基层单位调查研究，除参加市委常委会外，极少在办公室。

1983年，实行市领导县的新体制后，太祥同志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同时担任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长（后改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任主任），纪力同志为副组长（后任副主任），兼下设的办公室主任，杨桐同志和我任副主任。从此，太祥成为我们的直接领导，工作关系更为密切，我对他的印象加深了，他是一位工作严肃认真、作风细微、平易近人的领导。

太祥同志担任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领导时，正处于市委决定筹备纪念反“清乡”斗争胜利40周年之际。市委提出，通过纪念活动，要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党史办公室编纂好《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简史》、《江海奔腾——反“清乡”斗争史料选辑》、《反“清乡”斗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册》，以及与市档案局合作编纂《反“清乡”斗争资料选编》等。因此，当时的党史工作任务相当繁重，时间紧迫，要求又高。太祥和办公室主任纪力等同志商量研究，根据市委的计划部署，作了周密筹划，进行分工落实。

纪力同志考虑到他自己的主要精力要放在抓好史料书编写、编辑工作上，而太祥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长期奋斗在第一线，如东是苏中四分区领导机关驻地，当年苏中军区及四分区的领导太祥都认识，有的还很熟悉。现在这些领导都为中央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去北京之行非得老书记亲自出马。征得太祥同志同意，即由他亲自带领王强、顾乐鸣和我去北京，向粟裕、陈丕显、姬鹏飞、韩念龙、康林、梅嘉生等领导同志，汇报纪念反“清乡”斗争胜利40周年计划并征集史料。我们去京后，按征集的计划，日程排得紧紧的，太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行，外出乘的是公共汽车，路近的就步行，一天总要去两至三处。如6月2日这一天，上午就去美术出版社，请时任社长、当年在苏中四分区工作过的邵宇，设计《江海奔腾》一书封面；接着，就去外交部韩念龙处；然后再去海军大院梅嘉生住地。每到老首长那里，都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对曾战斗过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都很关心这些地方生产、人民生活情况。他们在百忙中，安排时间听取我们的汇报。

我们每次去首长那里，都是先由太祥汇报南通市委纪念反“清乡”斗争胜利40周年的打算，提出征集史料的内容，他总是抓住要领，简明扼要。我们将准备好的资料，提供首长参考，这样取得了良好效果。粟裕司令当时住在北京301医院病房，当粟裕听取太祥汇报后很高兴，欣然应允将1944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坚持苏中敌后战斗》一文重新发表，并亲自校阅。不久，党史办都按时收到了首长寄来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我们按计划编辑好稿件，分别编入《江海奔腾——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史料选辑》（一、二）和《反“清乡”斗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册》内。

太祥同志不仅亲自外出抓资料征集，对反“清乡”斗争的几本史料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十分关心，抓得很细微，从编书内容到封面设计装帧，都和我们作了一一研究，要求把《纪念册》编得丰富翔实：有题词、照片、文件、讲话、文章、诗书画等。他还亲自为《纪念册》写了一篇《忆白桐本同志》。1943年9月，太祥任如东县掘马南区区委书记时，与他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区长白桐本，在反“清乡”斗争中不幸遇难。在回忆文章中，他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以无限的敬意对白桐本的光荣业绩和可贵品质，作了深深的怀念。

在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领导下，经办公室同志共同努力，如期按市委要求，编好反“清乡”斗争的几本史料书。这些书的出版，成了这次纪念活动中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和太祥同志外出征集党史资料，还有一次使我难忘的就是：在1984年9月，太祥带顾乐鸣和我一起去天津，请原中共江北特委委员陈伟达写一篇《我所了解的江北特委》回忆录。我们预先做好了有关资料的准备工作，到达天津后，天津市委接待处处长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并安排我们住在天津宾馆。当时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伟达同志，在百忙中按约定时间来到宾馆会客厅会见我们。他同意太祥提的要求，谈了他到江北开辟工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经过。我们一边记录，一边录音。太祥同志记录要点，及时提出问题。第一次采访，陈伟达同志谈了一个下午。结束后，我们回到房间，边听录音，边整理记录。文稿誊清后，交太祥修改。后又按陈伟达同志审阅提的意见，结合核实史料，又改了一次。在完成二稿期间，陈伟达安排天津市水利局局长陆汉生及有关部门同志，带我们去参观引滦入津工程、大邱庄以及天津电视机厂。

当我们协助陈伟达修改回忆录第三稿时，已是10月1日国庆节。下午，陈伟达秘书送来三张庆国庆看烟火晚会的观礼券。太祥考虑到时间紧、要求高，必须抓紧时间改好，三人就没有去参加，一直写到深夜才休息。当我们把第四稿送交陈伟达同志时，他阅后很满意地签了字。当太祥同志向他辞行时，陈伟达同志请我们去他家作客并合影留念。我们三人天津之行，历时半月完成了征集任务。协助陈伟达同志撰写的这篇回忆录《我所了解的江北特委》，刊在《江海奔腾——中共江北特委史料专辑》（四）中，并被选入编进新四军从书《苏中抗日斗争》一书。

这次，我在阅看太祥同志遗物资料中，看到他历年在全市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每年都要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部署新一年的任务，使全市党史工作有序进行。在1987年3月的讲话稿中，他向市委党史工委交班时，对过去担任党史征研会主任期间的工作作了反思和回顾。讲取得成绩，是靠省委、市委的领导，靠老同志及各个部门的关心和支持，靠全体党史工作人员的努力，至于存在的问题应由他承担责任。最后他希望新的党史工作委员会把工作做得更好。的确，那次他满怀激情的讲话，使到会同志十分感动，至今我记忆犹新。

太祥同志长期担任地、市委副书记，领导全区、市分管的工作，所留下的遗物文稿很多，是很珍贵的地方史料和精神财富。阅看太祥同志遗物手稿，我深受教育。仅在他担任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期间，由于我们的朝夕相处，也亲身感受到他为地方党史的抢救，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工作。回忆他那种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永远铭记在我心头，永远使我们深深地怀念。

（原载2008年《南通今古》第五期）

（本文作者系南通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