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开展，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抵制也日益突出，一些地方的工农群众起来保卫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并和冲击党委机关的红卫兵发生冲突，红卫兵组织中间也由于认识和行动的分歧出现了分裂和互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者错误地将这种状况归结为“走资派”在“挑动群众斗群众”，从而构想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

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这一紧急指示助长了正在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中恶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把党组织的领导排除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正式的文件依据。在紧急指示的冲击下，全国掀起了“造党支部反”的浪潮。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负责人被指责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受批判的主要对象。

与全国各地一样，南通也掀起了“造党委反”、“造党支部反”、“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10月4日，以通医红卫兵为首的造反派组织，进驻南通市委机关，把机关干部全部赶走，扣押了前来上班的市领导。11月，通医红卫兵到南通地区党政机关强行封门。

12月9日和15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把运动扩展到工厂和农村。这两个文件下达后，南通城乡各行各业纷纷成立各种造反组织，迅速形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势，一大批干部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和揪斗。

在这种越来越不能控制局势的情况下，1966年12月19日至21日，地委专门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贯彻省委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变被动为主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地、市委违心地就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进行多次的公开检讨。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召开大会，指名道姓地要求地、市委的领导作检讨，许多党政领导干部遭到错误的批斗，甚至被“造反派”劫持、羁留，失去人身自由。有的被“造反派”勒令停职罢官，甚至在批斗大会上被强迫开除党籍。地委书记周一峰、副书记王一香等大部分地委常委和各县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受到“造反派”多次批判斗争。党政机关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揪斗关押，不能理事；机关工作无人办理；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已陷入全面混乱的状态。党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

夺权风暴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的党政领导权，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夺权狂潮。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月10日，南通日报社造反派组织发起了“夺权”斗争，强行接管中共南通市委机关报《南通日报》。14日，南通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等13个造反派组织强行接管南通人民广播电台。19日、21日，南通市社教工作团的造反派和全市170多个造反派组织的1500多位代表在人民剧场举行所谓的“揭发控诉原南通市委及社教总团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破坏南通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强令10多名市领导干部上台接受批斗，并给他们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拖上卡车游行。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于是，南通各路“造反派”组织纷纷闻风而动，开展“夺权斗争”，夺取地、市、县、区党委、人委及各部门单位的领导权。1月23日，“南通市八二七红卫兵”夺下了市公安局的大印。1月24日，“南通市八二七红卫兵”、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十几个造反组织联合行动，迫使市委书记贾世珍、副书记邢白、市长陈世魁等交出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并派人夺走封存各部、局的印章。1月25日，全市40多个较大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夺权问题。1月26日，“南通市革命造反联合夺权委员会”成立，并发布第一号通告，向全市宣布夺取市委、市人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掌管市委、市人委的印章，通令为了维持正常工作而转入“地下”办公的市委领导2月1日公开办公。此后，“联合夺权委员会”成立了材料组、调查组，对原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局负责人进行历史和现状的“全面审查”。在此影响下，全市各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行动，向各自单位的党政领导干部“夺权”。

1月30日，“南通市革命造反联合夺权委员会”把市委、市人委的领导集中到市委党校开会，规定他们2月1日公开办公，“一方面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向群众检讨认罪，一方面不得躺下来，要处理日常事务，戴罪立功。”还规定了他们的作息时间：每天6时起床，然后出操，学习两小时，上午处理日常工作、写检查，互相揭发，下午由“联合夺权委员会”统一安排，去向群众作“检查”，晚上回“联合夺权委员会”写检查和相互揭发的材料。仅从2月1日至7日，“联合夺权委员会”就支持棉织系统造反派、机关兵团、群力针织厂、棉织工厂、玻璃二厂的造反派分别召开斗争大会，斗争贾世珍、陈世魁、刘光等人，贾世珍7天内就被斗了5次。有的市委领导一连几夜被造反派揪去斗争、批判。

2月上旬，地委、专署机关造反派也成立了所谓的“联合夺权委员会”，强行夺取地委、专署的党政财文大权。各县造反派也相继夺取县党政机关的领导权。南通地市党政机关陷入全面瘫痪状态，南通所有的党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全面夺权后，各造反派组织竞相揪斗所谓“走资派”、“黑五类”，戴高帽、挂牌游街成风。南通专区机关和各县县直机关，遭到批斗迫害的干部共有4877人。原地委常委11人中，有9人遭到多次批斗，4人被长期隔离审查。原南通市委常委12人中有9人被审查批斗。

军管会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事管制。3月28日，省军管会作出对南通专区实行军管的决定，批准成立南通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委员11人组成。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和办公室。同日，专区军管会批复同意如皋、启东两县实行军管。4月19日，专区军管会批复同意海门县实行军管。南通、海安、如东三县则明确由县人武部负责革命生产两大任务。

3月25日，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复南通军分区，同意成立南通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受江苏省军管会和南通专区军管会的双重领导。市革筹会下设政治部、革筹会办公室、专政办公室（后改称政法办公室）、工业生产办公室（后改称工交办公室）、农业生产办公室（后改称农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行政办公室。27日，南通军分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南通市核心领导小组，作为党在南通市的临时领导机构。

专区和各县军管组织、市革筹会建立后，首先分别召开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紧急动员大会，传达周恩来同志关于军队拿总、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开始负责领导春耕生产，并扩大到地方各项工作；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布告，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大学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理论。

1967年6月5日，南通专区军管会发布通告，“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维护革命秩序，严防破坏生产，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不许挑唆和煽动农民离开生产岗位进城参加武斗；停止外出串连，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妨碍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

1967年3月29日，南通市革筹会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告》，要求各工厂、企事业单位和郊区各人民公社建立健全生产领导班子，切实加强对生产的领导。1967年7月17日，南通市革筹会发布《关于节约闹革命的规定》，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努力节约煤炭、钢材、木材、电、石油；工厂、企业的职工应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坚持8小时工作制，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努力生产，提高质量。《规定》号召全市广大群众同一切挥霍、浪费、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22日，市革筹会召开全市“抓革命、促生产”行动大会，27日召开中等学校“复课闹革命动员大会”。9月13日，市革筹会发出通告，要求“各派群众组织严禁武斗，严禁打砸抢，严禁私设公堂搞逼、供、信；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所有外出串连的人员必须返回本市、本单位，一切工厂、企事业单位中的职工应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力争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一切投机倒把分子和流氓阿飞的活动，坚决镇压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和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1968年3月23日，经南京军区党委批准，撤销南通专区军管会，成立南通专区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指挥组和来信来访接待站。其后，各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宣告南通专区的“党政财文大权，统归南通专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3月23日，南通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其后，各基层单位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市革委会下设办事、政工、政法、生产指挥四大组。

1968年3月以后，随着军队“支左”部队和“支左”干部的调整，南通专区革委会、南通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和部分领导成员也相应进行调整。1971年4月，江苏省南通专区革命委员会改称江苏省南通地区革命委员会。1975年军队“支左”干部调回部队，南通地区革委会和南通市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均由地方干部担任。

各级革委会成立后，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制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维护了社会秩序，使一部分干部群众免遭冲击，南通地、市的混乱局面基本得到控制，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