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六月，日伪继“军事清乡”后，开始“政治清乡”。企图摧毁抗日政权，强制推行保甲制度，实现对广大农村的伪化统治。苏中四分区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反对编查保甲，及时改造基层政权。经过紧张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赢得了反日伪“政治清乡”的胜利。

日伪编查保甲和群众性的反保甲斗争

日伪编查保甲，沿袭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和国民党反对派对付中国工农红军的办法，并搬用了在华北“强化治安”和苏南“清乡”的所谓经验。基本做法是：十户编成甲，设甲长；十甲编成保，设保长。实行一户“犯法”十户“同罪”的联保连坐切结，强迫户与户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其恶毒用心是离间群众，切断抗日党政军人员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日伪把编查保甲当作“清乡”的又一法宝。张北生直言不讳地说：“清乡工作之推进，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政治，保甲却占很大的作用。”他宣称要“采用严密的保甲来应付新四军的严重威胁”（详见一九四三年九月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甲联席会议记录》）。

日伪在筹备“清乡”时，就在苏州训练保甲指导员，修订保甲法规，大量印制户口、壮丁等登记表册。四月，在“清乡”区各特别区公署设保甲室，委派正副主任和保甲指导员；乡一级从本地物色了“编查委员”，加上伪政工团员、伪军警，组成编查小组。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每月召开一次保甲指导员会议，检查编查进展情况。伪政工团积极配合，开展“保甲宣传周”，欺骗群众。

日伪四月中旬开始编查保甲。起初，采用所谓“和平编查”的方法，由编查人员挨家挨户登记户口，编组保甲，指派保、甲长。这在据点所在地的市镇及其附近尚可勉强行事，但在离据点稍远的地区，则因受到抗日军民的抵制而无法实施。于是，日伪便采用了“武装编查”的方法。伪编人员在军警的协助下，胁迫群众强行登记户口，编组保甲。有的先在据点里把保甲编组好，再派军警、编查人员下乡贴门户牌，有些地方捕捉群众作“人质”，以编好保甲作为释放的条件。日伪还经常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查对户口，讯问居民的家庭人口、姓名、性别、职业等，稍有出入，即以所谓“新四军残余分子”的罪名，加以迫害。

四分区军民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保甲斗争。各级党组织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提出“保甲册是阎王簿”，“册上录了名，将来跑不成”，“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等口号，揭露日伪编查保甲的罪恶目的，发动群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并提出“谁编保甲，人人可杀”，警告为日伪卖力编查保甲的人员。各地还组织了“神枪手”、“狙击组”，开展游击战，专打日伪编查人员。

六月，日伪以编查保甲为中心的“政治清乡”，改变策略，采取了“强化编查保甲”的手段。所谓“强化编查保甲”，就是调集大量日伪军，将某一个地区包围起来，把群众赶到一起，以武力威胁强制编查。日伪根据兵力有限的情况，确定了“强化编查”分期分区进行的步骤，即“六月强化启东，七月强化海门，八月强化南通，九月强化如皋”。

六月初，日伪将“清乡”警察大队调到启东，并派出由所谓“高级职员”组成的“督导团”，督导编查。各个区参与编查保甲的军、警、特、政工团，均由伪区长统一指挥。这一时期，日伪的军事行动狡猾多变，或小股多路出动，穿插搜索巡逻；或化装诱捕民兵、干部；或小块分割封锁，配合强制编查保甲。日伪在海中地区“强化编查”时，出动了六百余名军警，并在两个乡构筑了十三个临时据点。凡保甲编组告成的地方，日伪进而胁迫群众组织“爱乡会”、“反共自卫团”，训练壮丁，登记田亩，征收苛捐杂税，大肆掠夺人力物力。

七月，日伪为巩固其在“强化编查”中暂时取得的一些成效，又采取了一些伪化措施。他们举办“自卫指导员训练班”，训练伪职人员。各伪特别区都成立了“自卫”机构。乡镇设情报处，保设情报站，甲设情报组，以“自卫团”团丁为情报员，还在每保暗中布置了密报员，专事刺探、递送情报。

八月中旬以后，日伪将“强化编查保甲”的重点由启东转到南通、海门。伪保安大队刘宗耀部在江家镇设了办事处，伪政工团总团长孙永刚亲率“督导团”到江家镇指挥。日伪使用了血腥镇压的手段，妄图使抗日军民屈服。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日军在南通县十总店一带“驻剿”，二十六日晚活埋我群众五十三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在童家甸一带亦有大批群众惨遭日军杀戮。

为了击破日伪“强化编查保甲”的阴谋，在日伪集中兵力将一个地区封锁起来编查时，各地党组织动员身份已经公开的党员、干部和青壮年临时转移，留下老弱敷衍搪塞。还布置了秘密监视哨，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置内奸、特务的破坏。区队、基干民兵则在封锁圈边沿开展麻雀战、狙击战、伏击战，袭扰日伪。日伪军一经撤离，干部就立即回到原地慰问群众，抚恤、救济受难者，公祭坚贞不屈、光荣牺牲的干部群众，鼓舞干部群众的斗志。在靠近日伪据点的地方，则控制“两面派”乡、保长，慢编、乱编、假编；在“编好”后，又悄悄地动员将门户牌烧掉，然后再由“两面派”乡、保长到据点里面“报告”，欺骗日伪说，是新四军来把门户牌烧掉了。

在海启，县委书记洪泽、县警卫团团长王澄主持召开了启西区委扩大会议。批评、纠正了部分党员、干部消极退守的错误思想。会后，县委又就此问题向各区发了指示信。启西区委按照县委的指示精神，积极领导各种群众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强化编查保甲”的斗争，八月十七日夜，全区统一行动，锣鼓齐鸣，人声鼎沸，群众自己动手把门户牌烧掉。合丰镇据点里的日伪军以为新四军主力部队来了，慌忙准备好船只，准备下海逃跑。

南通县各级党组织在反“强化编查保甲”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力；健全民兵组织，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帮助群众消除因日军大烧大杀引起的恐怖心理；团结小学教员等知识分子和著名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对一些旧乡保长的妥协投降思想作必要的批评教育。同时，加强敌伪军工作，分化瓦解伪方人员。根据地委指示，在工作基础不同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在中心区，坚决以武装斗争反对编查保甲，区队和民兵密切配合，采取各种形式，打击编查人员，不让日伪来编保甲；在敌我“拉锯”的地区，开展游击战，配合适当的合法斗争，尽力阻扰日伪编查保甲；在日伪活动猖獗的据点附近，一方面，在群众中提出“若要骨肉团圆，尽力参加保丁会，反对编保甲”等口号，动员群众组织“保丁会”；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切实控制“两面派”，阻滞日伪编查保甲的进程。

日伪编查保甲虽然使用了很多兵力，施展了各种伎俩，但是计划大部落空，不得不承认“推行保甲工作颇为不易”，“目前所办到者仅属保甲之躯壳” （详见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第三次保甲联席会议记录》）。到九月中旬，全区编查保甲几乎陷于停顿。至此，据不完全统计，四分区军民自开展反保甲斗争以来，撕掉门户牌七万多张，毁户口册五万多页，杀伤保甲指导员等五十三名。在以后的“延期清乡”，“高度清乡”阶段，日伪虽然又提出“整理保甲”，但未能实现。

群众游击战的蓬勃开展

在粉碎日伪编查保甲的斗争中，四分区各地以精悍的县警卫团武装为核心，以区队、游击队、民兵为主体，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和保甲编查人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通西独立营在金（沙）（南）通公路的天竺山、孙李桥一线伏击，击毙了伪南通特别区警察局长傅来群等三人，活捉伪督察长刘厚培。接着，南通县派出精悍武装力量，挺进到伪化比较严重的通海地区，在群众的配合下，连续袭击川港镇和薛沙、觉民、永柳、永新等九个乡的乡镇长住宅和乡公所，焚毁户口册、壮丁册，吓得这个区的伪乡镇长纷纷逃往外地。七月初，在外线作战的南通警卫团和如皋警卫团一部，挺进到沿如东串场河的封锁线上，掩护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破击战，迫使集中到东南地区武装“强化编查保甲”的日伪军匆匆回援，东南短枪队、游击队、民兵又乘机在汇龙镇、黄仓镇、东安镇、久隆镇、三阳镇、汲浜镇、麒麟镇等地，神出鬼没地杀伤日伪编查保甲人员，摧毁伪保甲组织，使日伪在启东的“强化编查保甲”不得不延期到八月。如皋短枪队频频出击。七月下旬，在掘东击毙日军和伪“清乡”人员各两名；袭击南坎据点，击毙伪正副镇长；突袭潮桥检问所，俘虏全部伪人员，并将碉堡平毁。

七月底，四地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加强武装游击活动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并印发了对伪“清乡”人员和伪军的宣传材料。从八月五日起，南通警卫团和东南警卫团掩护干部和民兵，到日伪据点脚下摆宣传阵，散发传单，张贴《“清乡”人员自新条例》，给伪军政人员上政治课，并利用各种关系向伪方人员写警告书、劝告信，送宣传品。经过大张旗鼓的政治攻势，伪军政人员更加动摇，纷纷与根据地党政机关人员拉关系，找出路，伪方人员向抗日民主政府自新者达八百九十一人，致使不少地方的伪基层政权瘫痪。从苏南等地来的伪“清乡”人员中，流传着“清乡无把握，生死不可卜。大家捞一票，赶快出苏北”的打油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向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请“病假”、“事假”，借故逃离南通。

九月中旬，东南人民自卫总部队发出训令，号召广大民兵群众学习东北义勇军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以有力打击日伪“清乡”的实际行动纪念“九一八”事变十二周年。在这一号召下，东南地区举行了群众性的武装示威，并迅速扩展为整个“清乡”区内抗日军民的统一行动。九月十四日夜，东南各乡以民兵为骨干，男女老少齐上阵，从四面八方涌向海复镇、富安镇、中新镇、日新河、聚阳镇等伪军据点，将其层层围困。有的放鞭炮，有的打枪，有的扔手榴弹，并向伪军喊话：“打倒东洋鬼子，打倒汉奸！”“德国败、日本快；不投降，见阎王。”圩角、北兴镇等地近万名群众，在部队掩护下，手执火把，举行示威，迫使伪军撤出据点。这一群众性的军政攻势，持续时间大半个月之久。“九一八”前后，东南地区包围据点十一处，参加的群众有二万多人。部队和民兵作战八十一次，击毙日军俘虏二十三名，击伤十五名；击毙伪军三十五名，击伤二十九名，生俘三十二名；进据点活捉伪乡长、自卫指导员十五名；缴获步枪十八支，短枪十二支，自行车八辆；救出被绑架的群众三十八人。

在此期间，“清乡”区外的军民也频频出击日伪。八月下旬，新四军一师主力部队，胜利地粉碎了日伪对苏中的大“扫荡”。九月九日，四分区主力和如皋地方武装，强攻丰利镇据点，摧毁伪警察局和伪区公所，攻下碉堡五座，击毙伪教导旅团长，旅部参谋副官及伪警察局长和伪军四十余名，生俘伪军八十余名。两天后，南通警卫团两个连，在白蒲以西李家桥附近，痛击下乡强拉民夫的日伪军，经过白刃格斗，毙伤日伪军二十余名，俘日军一名。这些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清乡”区内军民的斗志，有力地支援了“清乡”区内军民反“编查保甲”的斗争。

制止妥协投降势力搞“维持”

抗日反“清乡”斗争，是一场反帝反封建密切结合着的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部分地主、士绅只顾自身的利益，动摇妥协；一些群众也存在着苟安心理，加之有些地方的干部未能积极领导群众与日伪斗争，因此，封建妥协投降势力乘机抬头。有些地方特别是据点附近，出现了名为“维持”、实为妥协投降的伪化组织。

苏中四地委和所属各县委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警惕封建妥协投降势力的抬头，坚决地开展反“维持”斗争。明确提出，为正确处理抗日阵营内部的阶级矛盾，应采取以政治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各地按照地、县委的指示精神，广泛深入地开展坚持民族气节和抗战形势教育，警告那些企图妥协投降的地主、士绅，打击少数坚持妥协投降的顽固分子，使妥协投降势力迅速分化瓦解；与此同时，组织群众开展民主大论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逐一批驳妥协投降势力散布的种种谬论。有些地方还由幡然悔悟的伪乡保长现身说法，讲搞“维持”所造成的危害，揭露日伪的阴谋。

在反“维持”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东南地区海复镇、大闸镇据点的日伪军，在合堤乡搞不成“维持”，就扬言要下乡烧房子。合堤乡共产党员、民兵干部朱大玉拆掉自己的房屋，放火烧了剩下的芦芭，以此表示与日伪斗争到底的决心。他的行动，坚定了全乡人民反对“维持”的决心。余西区新安乡紧靠日伪二窎据点。一次，日伪下乡烧毁乡长的房屋，捕去数十人，胁迫群众搞“维持”。群众坚持不予理睬，日伪只得将捕去的人放回。后来，日伪又下乡抓人，有个富农偷偷跑到据点去接洽“维持”，被儿子得知后，不仅将他训斥一顿，还要扎他“粽子”，吓得这个富农再不敢谈“维持”了。一九四三年六、七月份，日伪把“东亚和平、日中亲善”的欺骗宣传标语贴到南通县张沙乡，并威胁群众，如果不搞“维持”，民兵不自首，就要下乡捉人、杀人、烧房子。个别地主分子勾结据点里的日伪，准备出来“维持”，群众中也有害怕日伪烧杀，一度产生消极情绪的。党支部针对这种情况召开了乡政扩大会议，由群众代表以具体事例驳斥了个别地主“维持”谬论。会后，党支部领导民兵和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镇压汉奸，打击下乡烧杀的日伪军，并成立互济会，募集钱粮，救济、抚恤受害的民兵和群众家属。这个处在日伪据点包围之中，只有几条枪、几十个基干民兵的乡，出色地坚持了原地斗争，成为反“清乡”斗争中的一面旗帜。

制止妥协投降，反对维持势力的斗争，进一步争取、团结、教育了包括地主、士绅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日伪更加孤立。

改造基层政权 加强党支部建设

反“清乡”斗争前，苏中四分区的县级政权已经完全掌握在抗日军民手中，区级政权也基本上为抗日军民所掌握。但是，乡、保两级的政权，还没有来得及改造，乡保长大多数还是原来国民党委派的。刚刚建立的临时乡政委员会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反“清乡”斗争战斗频繁，地区被分割，上下联系相当困难，这就要求各乡能独立作战，因此，加强乡政权的建设，在乡政权中确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优势，就显得特别重要。一九四三年七月，吉洛在总结三个月反“清乡”斗争经验时指出：“政权的改造，使之适合抗战的需要，合乎民主的原则，这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环节。”七月二十七日，四地委作出《关于基层政权改造之决定》，要求利用一切反伪化、反贪污斗争的时机，争取时间，采取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由乡到保进行改造。

根据地委的决定，苏中四分区各县于八月份开始了对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按照党的政策，对能够参加反“清乡”斗争的旧乡长，均配一个党员副乡长协助其工作；凡擅离职守、动摇逃跑、久假不归和贪污腐化、挪用公款、盗卖公粮的旧乡长，则采用政府委任、民主推选等方式予以撤换，由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能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担任。没有设立临时乡政委员会的地方，利用时机逐步设立；有了临时乡政委员会但不能发挥作用的，则予以充实改造。对被撤换的旧乡长、注意团结教育并安排其适当的工作。经过改造，许多经过反“清乡”斗争锻炼的工农干部都担任了抗日民主的领导职务。在东南，党员乡长占百分之十二，党员副乡长占百分之七十七；在南通，党员乡长占百分之四十二；在如皋，党员乡长占百分之六十九。这些党员乡长过去大多数是农抗会中的领袖人物，善于做群众工作，有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能关心群众的疾苦，担任乡长以后，与乡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民兵大队长、乡财经助理一起战斗，成为乡村反“清乡”的砥柱。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更加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一九四三年夏季开始的基层政权改造，是在反保甲、反伪化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反保甲、反伪化斗争，为基层政权的改造和建设扫除了障碍；基层政权的改造，又进一步推动了反保甲、反伪化斗争。一九四四年秋，四分区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结合秋收工作，废除保甲制，实行新乡制，民主选举乡长、村长。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完善，更加巩固。

在反“清乡”斗争中，苏中四地委加强了党支部的建设工作，一九四三年夏秋，各地利用日伪分期分批“强化清乡”形成的时间上、空间上的空隙，开办训练班，改选党支委，加强组织建设，提高战斗力，吸收了一批经过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入党。据一九四三年底的统计，与反“清乡”斗争前比较，党员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点一四。同时，把一些自首变节和混入党内的流氓、地痞等投机分子清除出党，党员的政治素质得到了提高，党组织更加纯洁，党的组织由中心区扩大到外围区，甚至扩大到日伪统治的城镇。与反“清乡”斗争前比较，党的组织，海启增加了两个区委，南通增加了一个区工委；乡一级，海启增加了五个乡支部，南通增加了二十六个乡支部，如皋增加了二十一个乡支部。

党支部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实行党员军事化。全分区参加各种武装组织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民兵中的党员，东南占百分之三十，南通占百分之四十六，如皋占百分之三十四。海启合堤乡的党员全部参加了民兵；如皋丁陈乡的党员除三名女同志外，都参加了民兵。各乡的基干队、狙击组成员和农抗、工抗、妇抗、教抗的领导人，大部分也是党员。

在反伪化、反保甲、制止妥协投降等各种复杂的斗争中，党支部成了领导群众斗争的坚强核心。党和群众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关系。共产党的威信更加提高，群众更加信赖党。启西区正诗乡党支部领导全乡人民，坚持公开武装斗争。党员带头参加民兵，把农抗会、妇抗会、儿童团都充分发动起来“锄”汉奸，捉“黄狗”（群众对伪军的蔑称）、破公路、割电线、拆桥梁。日伪多次“围剿”正诗乡，捉干部、烧房子。但正诗乡的党员、群众坚贞不屈，没有一个人出来当伪乡保长。正诗乡党支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员由十多人增加到六十多人。圩角镇据点近在咫尺，但日伪在正诗乡始终未能编成保甲，收到伪捐。一九四三年夏、秋，正诗乡民兵与邻乡的民兵配合，先后锄掉汉奸、特务二十四名，正诗乡被誉为“铁皮乡”，乡党支部成为海启地区反“清乡”斗争的“最坚强的战斗堡垒”。

共产党员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武装斗争中，党员勇敢坚定，率先杀敌；在反伪化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缴公粮时，节衣缩食积极带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党员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竭尽全力，保卫群众利益。许多党员在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统计，在头六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全分区有六十名共产党员在日伪的刑场上英勇就义。共产党员、东南信友乡民兵队长蔡邦道不幸被捕，日伪对他施以种种酷刑，要他指认民兵花名册上的人，蔡邦道义正词严，坚决予以拒绝，最后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如皋姚坞乡民兵队长马许生，在刑场上面对日军的屠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

“汤团”的特殊战斗

在反对日伪第一期“清乡”斗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奉命打入伪军的地方抗日武装汤景延团（简称“汤团”），遵照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决定，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夜，在各个驻地同时暴动成功，胜利地回到了根据地。

汤团打入伪军以前，是通海地区的地方部队——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仲彝。反“清乡”准备时期，中共中央华中局、苏中区党委，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和对敌斗争策略的需要，同时，考虑到汤景延是中共特别党员，抗战初期曾参加过国民党地方部队，与伪方上层人物有“旧交”可以利用。因此，决定他带部队打入伪军，相机配合反“清乡”斗争，并派顾复生等党员干部到该团加强对这一特殊战斗的领导。顾复生任团政委（未公开）。全团共有共产党员三十八人，党内确定了单线领导制度，部队进行了整编，遣散了一些人员，打入伪军时，共六个连，六百三十余人。

一九四三年三月底，汤景延与汪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南通分区”区长姜颂平、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进行了接触。尔后，又与日军方面代表高木进行会谈。最后议定，汤团接受伪军番号，部队建制不变，驻防地区不变。四月十六日，伪方给汤团以“外勤警卫团”的番号，分驻海门、姜灶港、张芝山一线。

汤团打入伪军后，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两次在苏州“召见”汤景延，晋升汤为旅长，并授予少将军衔，并将汤团的番号改为“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员大队”。五月二十日，“清乡主任公署”命令汤团集中海门接受“点编”，随即又命令汤团开赴南通城“整训”，企图控制、监视直至吃掉汤团。汤团与日伪作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巧妙地对付了日伪的阴谋。八月下旬，日伪又玩弄新阴谋，将汤团调到刘桥、石港、骑岸、金沙、金余、余西、三余、九门闸一线驻防，团部（大队部）移驻金沙，归日军大队长山本节制。这使汤景延等领导人对部队的掌握增加了困难。

汤团为配合反“清乡”斗争，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利用与日伪联防的条件，获得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还利用各种机会将一些军火秘密地运送给了四分区部队。汤景延等利用张北生、李士群、姜颂平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化瓦解工作。汤景延还以解决部队给养为由，开办了由他兼任总经理的“协记公行”。总行设在海门“汤公馆”，另在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设立分行。协记公行以经营粮食、禽畜、蔬菜等为名，掩护根据地干部进出据点，并为根据地购买、运输军需物资。

一九四三年九月，反对日伪第一期“清乡”已胜利在握，汤团长期打入日伪内部已无必要，加之汤团驻地分散，指挥管理不便，苏中区党委决定“汤团”举行军事暴动，把部队从伪军里拉回来。九月二十九日夜，驻在金沙据点里的汤团团部在汤景延指挥下，将伪金沙特工组长翟光耀等多人击毙。接着，冲入碉堡，俘虏了其他特工人员，摧毁了伪“行动大队”队部和伪区公所。驻扎在其他据点的汤团部队，也同时暴动成功。在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汤团全部到达了指定的集结地点，胜利地回到了根据地。“汤团行动”使日伪受到了极大震惊。

苏中军区和苏中四分区，先后为汤团召开了祝捷大会，庆贺汤团特殊战斗胜利。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和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等在大会上表扬了英勇机智地完成党的任务的汤团指战员。

汤团进行的这一场特殊的战斗，是反“清乡”斗争初期，为配合坚持原地斗争而采取的特殊的斗争策略。由于当时不便讲明行动的真实意图，一度在部分地区的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汤团”的干部、战士在险恶的环境中，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高尚品质。汤团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苏中四分区军民六个月的反“清乡”斗争，经历了反日伪“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两个阶段。在这期间，苏中四分区党政军民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主力部队在外线相机配合作战。使日伪“军事清剿”的目的没有达到，所谓强固封锁亦被打破，“政治清乡”编查保甲的计划也大部落空，日伪凶焰顿挫，而抗日军民则保存了有生力量，积累了斗争经验，增强了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苏中区党委赞扬四分区的党和四分区的工作，“堪称苏中的模范”。

但这一斗争的胜利还不是完全的胜利。日伪是不甘心失败的。四分区军民面临着的将是更加艰巨、尖锐、残酷、复杂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