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江北特委时期

1938年8月，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派唐守愚等3人组成江北特委，到南通、如皋等地开展敌后工作。不久，特委派孟一如同志到唐闸大生纱厂边上去开杂货店。江北特委赵毓华同志先住在吴质夫家中，我到陈家酒店时赵已将店房赁好了，是两间朝东屋，我便住在未开门的店里。店号叫“公兴商店”，对门是一个姓黄的铜匠店。我是3月底离开抗支去陈家酒店的，过了20多天，这个小百货店才正式开张。我在那里只营业了三四天。公兴商店，实际上是江北特委的联络机关。从上海来苏北的党员干部，大多从这里经过。我都及时地安排他们住到乡下比较安全的人家。不久，大生纱厂恢复党组织。那时，我和孟桂林、程俊贤等同志都在该厂当工人。我被孟一如同志发展入党后不久，组织上决定我打入抗战支队，被分派在十八里河口一线的税所工作。

1940年初，抗支奉韩德勤之命北调泗阳，名为调防，实际上是阻截我八路军南下抗日。我请示了孟一如同志，她叫我不要随抗战支队北去，说组织上决定要我到陈家酒店（现为四安镇）。五月初，将要收麦时，特委书记唐守愚来了，决定派我和李海珊、程俊贤、孟国忠等同志去郭村的新四军工作。唐是在店堂隔壁的房间内写的秘密介绍信给我们的。李海珊、程俊贤二同志因故未能前去。我们其他几人就到了新四军部队。我走后，由上海党派来的姓葛的（裁缝出身的党员）夫妇二人，接替我的工作，来管理店务。后来听说，这个联络机关是在1940年8月撤销的。

二、回忆通东分县委

1941年11月，我当时任掘港区委书记（钟民任四地委组织部长，洪泽任四地委宣传部长），组织上通知我，说组织上决定调我任通东分县委组织部长。这时，南通县委书记是周一峰，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是朱溪东，宣传部长是康英。

我到通东时，已经设行署，主任是赵琅。通东分县委的书记是姚鲁（上海人），宣传部长姓许，我任组织部长。下辖4个区：吕四区，区长邵伯华，区委书记潘克，还有一个区委委员是小学教师；六甲区，区长是个教师，名字记不得了，区委书记是顾毅（南通市人）；富安区，区长吴铭，区委书记王琪，邰曼伯同志任副区长兼连长；余东区，区委书记王浩，区长先是余东街上的张正同志，后来是孙卜菁。赵一平是行署财经工作负责人。区以下的党员干部情况，现在记不得了。

1942年5月，鬼子发动“5·3”大扫荡，很猖狂。当地的张海清匪队为虎作伥，也很凶恶。一次，我们在富安区开会，由于汉奸告密，被敌包围，我们连扑几条河突围，六甲区的小瞿等两个干部没有逃脱，被捕了。六甲区的区长也被张海清杀害了。吕四、六甲、余东又相继被敌占领，形势十分紧张。行署和分县委无法活动，上级决定收缩。于是，撤销了通东行署和通东分县委。行署和分县委于1941年9月成立，至1942年6月撤销。

三、乙种组织始末

鉴于江南苏、常、太地区反“清乡”失败的教训，四地委决定在根据地党组织中划出一些政治可靠，没有公开行政职务，有条件隐蔽的党员，加上敌占区原有的秘密党员，组成党的乙种组织。地委设秘工部（1944年10月秘工部与敌工部合并，建立城工部，后来改为敌占区工作部、城工部），县、区设特派员，专门负责领导党的乙种秘密组织。

乙种组织的任务是，长期隐蔽，在反“清乡”斗争情况严重，党的公开领导机关无法坚持时，即由乙种组织负责领导斗争。乙种组织还注意掌握敌伪动态，对所属党员和敌占区群众进行民族气节教育。

1942年6月，我从通东到了通中，成立了乙种组织特派员机构，下辖如下区特派员：三余区的徐月亮；（余西区的曹永安；余西区同兴小学校长姜英善也是乙种组织党员）；石港区是张树基，该区的乙种组织党员比较多；石港南边有个任学进；骑岸镇南的刘长友、许学孺，还有一个姓羌的，另有个挑货郎担的周海标；四安区是吴炳林。乙种组织的党员有严述明和沈家店的杨马、白王庙旁的教师邱为君，陆家桥旁边还有一个；十总区的特派员是陈有书，还有沙佩贞，是孙氏小学的教师，也是乙种组织的党员，谢克东同志派我去联系过两次。五总埠子有一个乙种组织党员，是个漆匠，名叫葛来学，还有一个做木匠，叫陈国顺，也是乙种组织党员。钟民同志在石港于家园写一张条子给我，要我去驻在四安的县政府领5万元抗币，作为南通县组织的活动经费。我用一个竹篮拎了两趟。分区领导要我们有一个与上级组织可能要失去联系三五年的思想准备。

当时，我的直接上级是地委秘工部的谢克东部长（1943年初，秘工部派来的联系人是朱进同志，）。1943年夏季至1944年底，代表城工部来同我联系的是薛驹同志。我和各区特派员联系，他们再联系各自所辖的乙种组织党员，大家都是单线联系，横里不发生关系。一般半月至1个月联系一次。我同吴炳林同志联系地点，是在于家园严述明同志家及吴的姨妈家。当时联系，有时以做小生意的身份出现，有时桌子上摊着牌儿，装着赌钱，以掩人耳目。敌人“清乡”最紧张时期，乙种组织党员都必须设法取得合法身份作掩护，吴炳林同志就在石港街上学医。

1942年下半年，我化名陆文学，自称是石港北乡人，把机关设在十总店陈有书同志的家中。当时朱溪东同志来十总店和我联系过。年底，谢克东同志接任秘工部长。一九四三年初，我将机关移至石港街上。由张树基的父亲替我租下了土地祠对门的一间独间头房子，开了个小油饼店作掩护。我一名永中，就自名为“永中字号”，并自撰一楹联贴在门上，联曰：

永远生利润

中道财源广

后来主要经营水菸、洋烛、豆饼等杂货，不以盈利为目的，经常亏本。为了便于掩护，店中还有我妻、女、岳父。他们住在石港街南边的向王家租的一间房子里。谢克东同志到石港来过几次，都是落脚在那里，沙佩贞来过几次，也是到那里碰头。其他联系，都是我去的。

日本人占据了石港，编保甲，查户口。我为了防止机关暴露，到1943年底，小杂货店就不开了，而转往我的老家（现在南通市郊区闸东公社新村大队第二生产队）。1944年初回老家后，我经常去石港、四安、唐闸工厂的一些联系人处联络。

南通地区的反“清乡”，没有象苏南那样惨遭损失，而是取得了很大胜利，形势越来越好。1944年11月，薛驹同志来通知我和孟桂林、李轩、吴炳林、许学孺等同志，一起去三仓河参加地委整风。至此，乙种组织党员的关系大多公开。乙种组织在实际上撤销了。

四、城闸工委的有关情况

1945初，成立城闸工委。李海珊为区长，程俊贤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胡林任海门县乙种组织特派员，在地委整风后，和我一起被分配来任宣传部长。孟桂林负责天生港码头工人工作，列席城闸工委会。有二三十人的一个区队，区队指导员是杨学明。后来成立区武工队。不久，苏中区党委又派来了顾锦凤同志领导的实验武工队。工委主要任务是开展城市工作。

我负责一部分工人党员，胡林负责南通市的几个青年学生党员，杨福元负责原实业警察大队中的地下党员的工作（联系一厂的宋德山、八厂的赵志康等3个同志）。

工委当时的主要活动：一是锄奸，二是宣传工作。当时宣传“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反攻日本人”等。当地群众有五月端午贴符镇邪的风俗。谢克东同志拿来“钟馗捉鬼”的符给老百姓贴，把“钟馗”画成新四军，把“鬼”画成日本鬼子，表示新四军定能打败小鬼子，以坚定人民的胜利信心。三是统战工作，利用上层关系，开展活动。四是发动工人群众。那时将近过年，我们背着米，到唐闸河西的敌占区活动，接济无米下锅的穷苦工人，扩大新四军的影响，吸收工人为我们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敌人刚召开的区长会议的内容，我们也能及时掌握到。

城闸工委于1月份成立。到了6月，我染疾，大吐血，离开了工委。我能忆起的南通县的斗争情况，就以上这些。由于事隔多年，所叙不尽详实，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