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18日，陈伟达同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是我陷入悲痛之中。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法战线失去了一位功勋卓著、经验丰富、声望高、贡献大的老领导，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陈伟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思维敏捷，遇事沉着，善于决断；他为人正直，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他执法如山，不畏权势，刚直不阿；他工作深入，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为官清廉，严于律己；他学习勤奋，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他的为人和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艰苦的抗日反“清乡”斗争中，陈伟达同志不怕苦、不怕死的忘我斗争精神和丰功伟绩，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1941年2月至1944年底，我随陈伟达同志去苏中四分区，开辟和加强该地区的治安保卫工作和防奸、反特斗争。陈伟达同志先后任专署保安处长、公安局长、苏中四地委社会部长、地委副书记。我们共同经历了艰苦的抗日反“清乡”斗争。当时，日伪把苏中四分区作为“清乡”实验区，集中了优势兵力，调动了各种反动力量，对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军事封锁，全面整编保甲，建立特务网络和伪政权，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面对严酷的局面，陈伟达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克服各种困难，深入敌后，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敌后武装斗争，他创建了专署公安局，领导公安战线的干部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锄奸反特武装斗争，为苏中四分区抗日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抗日反“清乡”斗争前夕，为了应付将要到来的残酷斗争，陈伟达同志十分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伪。他在中共苏中四地委的统一部署下亲自把关，抽调了一批善于联系群众，机智勇敢，斗争坚决，富有经验的干部，组建了专署公安局以及各县公安局，并在各区配备了治安员。为增强公安局的武装力量，又在专署及各县公安局组建政治保卫队（又称“短枪队”）。在反“清乡”斗争中，这支公安队伍与民兵武装相结合，活跃在抗击敌伪的第一线，使四分区的群众性锄奸反特运动，从农村锄奸发展到据点杀敌，威震敌胆。

为掌握日伪动态，陈伟达同志亲自抓情报工作。他派陈伟同志到海、启建立东南情报站，派刘志远、石流同志去南通加强情报工作，并相继在各县、区建立情报网点，获取日伪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及时通报军政机关领导，粉碎了敌伪多次“清乡”行动。

在对敌斗争中，陈伟达同志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要靠我们细致地工作，争取沿江沿海交通要道的帮派势力，化阻力为助力。他有计划地组织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派人打入敌伪内部，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甚至亲自出面做中间势力头面人物的工作，争取了许多中间力量，瓦解了一批敌伪军。

陈伟达同志反复告诫我们，要防止公安工作神秘化，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布下天罗地网，这是我们取得防奸反特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他在1943年3月24日给洪泽同志和我的信中指出：“有了群众就有了一切，在今后艰苦的斗争环境下，敌人企图用毒辣手段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运用广大群众的力量来迎击敌人的暴行，才能给敌人以应得的教训。”在陈伟达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四分区的公安干部充分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形成防奸反特的天罗地网，创造出挖“透气筒”（坐探）等群众性的锄奸反特斗争方法，使四分区范围内的日伪军、汉奸、特务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陈伟达同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仅指导全地区的锄奸反特工作，而且亲临斗争第一线，亲自抓重大案件。他派政治保卫队突入吕四镇，把竭力为日伪效劳的维持会长成纯一击毙；他率部一举破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南通区办事处潜特案，缴获电台4部及该组织所辖通讯名册；他派刘志远同志去南通余东区，逮捕密谋叛变、企图搞垮区委的区队长朱立明，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他亲自布置，派员侦查，查出潜入南通县刘桥一带进行特务活动的国民党C.C分子张遇公，并将其捕获处决。

以上行动沉重打击了汉奸特务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破坏活动，保障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安全。

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陈伟达同志十分爱护干部，他从政治上关心干部，从生活上关心同志，帮助下层总结经验，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不论斗争环境多么险恶，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他的革命乐观精神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同志，鼓舞着我们去争取斗争的最后胜利。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从不搞特殊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连一件像样的衬衣也没有。他的父亲对他非常疼爱，在海、启生病多年以致病故，尽管当时相距不远，但因革命斗争和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都没有回去探望。他的这种立党为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陈伟达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革命精神不朽，让我们继承他的未竟事业，继续前进！

       （本文原题为《怀念陈伟达同志》）